陆贽坚信，只有一条路可走。
“陛下，”陆贽深思熟虑已非一日，“方今盗贼遍布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讳，臣虽愚陋--，”说到此处，陆贽已是奋发激昂：“亦可以仰副圣情，使反侧之徒革心向化！”
德宗心中充满了一种悲剧感，他对翰林学士说：
“国家厄运，罪在朕躬！”此话一出，皇上竟已是泪光晶莹，“……，朕……愿照卿之意，大谢天下，凡所反侧者，一概赦免，诸将赴难奉天者尽加忠臣名号，--苍天不负予！”
“吾皇万岁！”
序幕：走向九世纪(9)
罪已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天子替天行道，假如横遭危难或者民心怨腾，自然是因为违背了天道的意旨，才使上天降厄示警，在这种情况下，为免遭天谴，收拾民心，只能是痛自引咎。著名的经典《左氏春秋传》记载了最早的先例，也就是陆贽所说的“成汤罪己”。然而在后来的天子看来，天子的权威岂可如此等闲视之！所以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如狂风暴雨地震干旱等表现出来的“天威难犯”，帝王为天下计，倒是会下诏罪己以求上天的宽恕，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人事方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天子像古代先王一样深切自责、痛心疾首过。德宗的罪已是一个典范。
这年大年初一发布的诏书表面上是大赦，中心内容却紧紧围绕着自我谴责展开，是一篇真正的《罪己诏》。陆贽写得恳切深痛、诚挚感人，可谓是发自肺腑。这当然是陆贽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的缘故，否则皇上不会下决心走这条无奈的道路。
当然，罪己绝非是盲目地丟弃原则，李、田、王等不过是自封王号，而朱泚却有性质上的不同，涂炭宗庙还罢了，僭越称帝，这是大逆不道的极致，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这是天下的共识。如果皇上对他姑息，那就是整个帝国的耻辱和道德伦常的失序，没有人会同意。所以诏书严正但同时不失理节地宣告：对朱泚，“朕不敢赦”。
天子在痛苦的抉择下作出了圣明的决定，这是国运攸关的大事。诏书在最后规定：
“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一匹匹快马，一级级驿站，把奉天的诏令传向四方。在战时状态下，帝国的交通虽然有所损害，但讯息的渠道并未完全隔绝。发布的方向当然也是有重点的：一是“山东”的田悦、王武俊和李纳、朱滔，二是河南的李希烈，三是占据京城长安的朱泚之众。德宗特别命令兵部员外郎李充具体负责河北地区的宣慰任务。
天下大悦。有消息表明，诏书传到山东地区，士卒们听后，皆感极而泣，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陆贽和德宗的努力没有白费，但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诏书提到的那些叛乱首领，却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已自称大秦皇帝的朱泚不用说了，他只有一条路走到底，于是又更国号为“汉”，自号“汉元皇帝”，改元“天皇”。
王武俊起事多少出于一时的冲动，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为奖赏不公而已。泾原兵变后，朱滔、田悦想乘机进兵攻击河北的官军主力之一李抱真部，气焰颇盛。如果再与王武俊合力进军，河北官军不要说回师勤王了，就是单单对付正面之敌都非常困难。李抱真感到压力很大，思前想后，只能用计。于是，派了一位谋士贾林前去王武俊处诈降，希望能用他的机智缓冲一下局势。
贾林此人果然有勇有谋，一见面就实话实说，言明此来非降，是来传话的。王武俊是契丹人，很有点胡人的豪爽之气，在贾林对利害的分析下一听动容，拒绝了朱滔的联兵之议，暗地里与抱真和马燧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使得河北官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德宗《罪己诏》一下，王武俊便立即集合三军，宣布撤去伪号。
淄青的李纳、魏博的田悦无非是谋求名位世袭，现在朝廷既然有所表示，天子又如此通情达理，一时无话可说，便也上表请罪，表示归顺。
至于为人暴虐的李希烈，因为独霸淮西，又自擅强大，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此刻竟效法朱泚，也干脆自称皇帝，国号“大楚”，以汴州为基地，四出攻掠。
只有朱滔最工于心计。此时他已是朱泚的皇太弟，年初还以重金邀请回纥合兵五万西攻贝州，与朱泚首尾呼应。他也许没有想到德宗的赦书居然对他也网开一面，但这时他信心正足，自不会就此罢休。不过，他也给自己留了一点后路以备不时之需，并没有公开抵抗，只是不满于田悦对自己的阴奉阳违，发兵攻打，田悦闭城不出。
东方的局势稍有好转。但祸起萧墙：勒兵京畿的李怀光正怨气冲天。
怀光勤王的大功功不可没，要不是他击退了增援的叛军并及时赶到，奉天之围决非轻易能解。怀光性格粗野，语无遮拦，一路上都在大骂卢■误国，为这事连续上表，直到德宗不得已而贬卢■、赵赞、白志贞以示安慰。怀光还不罢休，又上奏弹劾宦官翟文秀，力请诛杀。翟氏可是皇上信任的人，此刻为安抚大将，德宗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舍卒保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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