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当时，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享受这一表面上有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早先，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就以军功授职宰相，但皆不预朝政，惟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大唐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守灵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我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而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祜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想着以往与常衮的积怨，一幕幕情景潮涌一般浮上心头。
那是祐甫刚出任中书舍人不久，宰相常衮就数次以职权干预祐甫的工作，被他一一顶回，引起常衮的不满，命他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大多数被常衮驳下，甚至还为此遭致斥责。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的将领赵贵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记得自己在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更加痛恨。
祐甫不是一个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照他这种性格，即使入朝为相，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原则。不过，他还是感到责任重大，如果处理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影响。
祐甫心里很清楚，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序幕：走向九世纪(2)
德宗尚未除服。尽管常衮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情绪，但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谅荫中召见：“贤卿，依你之见，当前急务何在？”
祐甫对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体察，对常衮严厉苛细的作风也很不满：“臣以为，圣上君临天下，首先须革除旧弊，开创新风，使喁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这句话。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优荣与无上权力正使他满怀着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现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决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说下去。
祐甫道：“要想励精图治，更新气象，首先要选拔天下俊才，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旺。所以臣以为当今大计，就是要广开才路。常衮为相时想矫正前朝以货贿官的弊病，而采取一味杜绝的做法，非登科第者不得进用，使得贤愚同滞，真可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德宗颔首，表示同意，紧接着又问道：
“朕近来罢梨园使及出宫廷乐工三百余人，免除四方贡献，又下诏不得妄奏祥瑞、请度僧尼诸举，天下反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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