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锡的父亲是当年刘晏的部下，他本人早年就曾跟随杜佑在南方从事漕赋工作，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十分钦佩叔文的敏锐见解。不过，禹锡有些担心：度支、盐铁、青苗、水陆转运等权利一向都是委派专使负责，德宗以来赤只有刘晏、韩、杜佑三人可称其选，自己一方谁有资历出任这一重职？
这正是他们的悲哀之处。两人面面相觑，都沉吟无语。
叔文心里异常着急，一个月来一直在考虑这个艰难的问题。尽管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帝国的政权，但如果不能把财政抓到手，一切都只是及表而不及里的。三月初，叔文终于下了决心，再次约来禹锡商谈。
“梦得，赋权一事我已斟酌良久，看来只有让大司徒杜公充正使，而我以副使出面，庶几两全。君意下如何？”
“弟亦是此意，这是最佳方案。”
“好！明日便请柳八兄一同商议诏诰措辞，从速宣下！”意见一致，叔文很高兴，又说：“君为杜公门下，今又任其崇陵使判官，杜公入度支使，必会引君判理文案。日后居中调停之事非轻，专望专望！”
禹锡自是责无旁贷，点头同意。
与柳宗元、韦执谊和另外一位同盟者、已从监察御史升为虞部员外郎的程异秘密商量后，叔文拟就了诏诰。果然，杜佑受命后便任用了刘禹锡入府掌理文案，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此外，杜佑因兼摄冢宰并德宗山陵使，自不会真的出使，叔文又通过宰相韦执谊任用程异赴扬州出任“留后”，自己以内职兼副使，与刘、程相呼应。
从新帝登基到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副使，满打满算不过五十一天，叔文真是太性急了。那天诏书一发布，举朝哗然。
本来天子的朝会就已经形同虚设，因为没有人能亲自与皇上奏对，天子总是在厚厚的帘帷后面端坐不动，由宦官递进奏章，传达旨意。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王叔文每日往来于翰林院、中书门下、御史台等官署，与他的那些私党们在屏风后交头接耳的情景。朝野内外猜测纷起，有人甚至说出皇上已经病重而不能理事之类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又出任度支副使，对不少人来说确实是十分严重。
郑珣瑜不像高郢那么胆小，也不像另一位年已七十五岁的老宰相贾耽那样只是屡乞骸骨以示不合作态度。他已经是形忧于色，说话也已很不顾忌。
御史中丞武元衡更是对刘禹锡、柳宗元公开表示不满。
杜佑倒是很看重刘禹锡，也多少有点同情王叔文之辈，但却不希望他们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然而势难两全，只有沉默。
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再次表现出他们对伦理纲常的强烈信念，纷纷要求早早册立太子。叔文在翰林院一听到他们提起这事，就愤然拂袖离去。在他心里，此举是反对派的惟一法宝，并非是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叔文也同样有一个执著的信念，那就是柳宗元在《六逆论》中提出的“立贤不立嫡”的大胆之论。今天的顺宗就是一位贤君，只是因为疾病而不能获志，所以，叔文要做这位贤君所不能完成的大业，容不得他人破坏。
但是，叔文的意气与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天道圣统观念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三月以来，原本多旱的京城连日阴雨，长安城中传言说：这是群小用事之相。
宫中终于有人开始行动。这些人是先帝旧人俱文珍、薛文珍、刘光琦。五十多天前的改嗣之议未能成功后，他们已经身处局外了一段时间。作为先朝的禁中老人，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舒王李谊的，可目前的种种情形表明，朝廷的政局显然对他们很不利。这种不利至少表现在两处，一是李忠言与牛昭容得以侍从新帝后，竟与王叔文站到了一起。宫中内侍之间产生龃龉本就是俱文珍等不愿意看到的事，更毋庸说是严重对立了。其他内官们敢怒不敢言，俱文珍却每次都与李忠言吵得很凶，但李忠言要比他更有机会接近皇上，一时倒也无计可施；二是王叔文悄悄采取的不少措施让他们反感，俱氏是十几天前才听说宫中有些宦官们被减少薪俸的，开始他还未在意，当有人告诉说这是王叔文的主意时，俱文珍才一下反应过来。
二十二日，俱文珍以先朝所带“翰林院使”的身份来到翰林学士院，与郑絪、卫次公等秘密地见了面。回宫后立即召来薛、刘及几位神策军首领再次商讨了半天。
二十三日上午，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薛尚衍、解玉五人来到皇上的养病的寝殿--位于东内大明宫之西的金銮殿。牛昭容听报，赶到殿口挡驾：“诸位何事？”
俱文珍来不及行礼便道：“李内侍在哪里？请他出来说话。”
“李内侍今日不在殿内侍疾。诸位可去内侍省--”
俱文珍心想“正好”，不等她说完，径直就往里闯。牛氏见状大惊：“俱文珍！皇上龙体不康，你难道想犯驾不成？！”
俱文珍不睬她，继续朝殿内走。牛氏看情形不好，急对身边的女官说：“快，速去请李内侍！”
还未等牛昭容跟进去，俱文珍就已经出来了，似乎只是进去走了一走。他一到殿口就大声说道：“皇上有旨，速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进宫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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