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坚持认为：河北与早先的刘辟、李锜不同，数镇内则胶固，外则势广，本质上都是想永保世袭，因而在这一点上更能形成统一联盟。朝中急躁之人劝图河北，实在是因前日之成功冲昏了头脑，绝非深谋远虑之言。
天子心里很窝囊：“照你这么说，眼看幽州刘济、魏博田季安亦有病朝夕不保，若一旦物故，岂非也要像成德一样付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时可平？！”
“陛下，”李绛语重心长：“太平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请陛下三思。”
宪宗还是心有未甘，迟迟没有下达对王承宗的处理意见。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从淮西镇传来的消息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可能拖不了多久了。李绛一听，计上心来。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州，辖申、光、蔡诸州，故又称“蔡”或“申蔡”。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阳），北逼洛阳；东面，南跨淮水，北临汴州（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运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德宗时的李希烈树起反旗之后，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诏》颁布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两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被命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将领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从此独霸淮西将近二十年。
淮西虽然地位重要，对朝廷有很大的威胁，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地处中原的腹地，面积狭小，四周全是忠于朝廷的势力，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当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谋反时，他与河北的叛乱同伙很难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协调，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邻近地区军事力量和中央军队的包围，只是因为当时河北事重而让他钻了空子，占据了从汉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才得以苟延残喘。
李绛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在得知吴少诚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议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的计划，转向淮西。
这个计划极富战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采纳的话，元和时代的成功或许可能要提早不少年。但是，好急的宪宗和心怀他意的吐谷承璀还是将整个有利的形势打乱了。
王承宗久不见朝廷表态，有些惶恐，赶紧上了好几份表状解释自命留后的原因。既然如此，皇上在八月份派京兆少尹裴武赴恒州宣慰。九月初一，裴武回朝复命，报告说：王承宗“受诏甚恭”。宪宗听报，便坚持按己愿办事，在任命王承宗为节度使的同时，将德、棣二州从成德镇划出，成立保信军，以王承宗女婿薛昌朝为节度使。但魏博的田季安不愿意朝廷就此开分割河北诸镇的先例，派人到承宗那里从中挑唆，王承宗遂派人在朝廷使节到达之前将薛昌朝囚禁了起来，想让朝命空悬。
这显然是对天子的挑衅，皇上命人晓谕承宗放回昌朝，但承宗拒不应命。十月份，宪宗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以吐突承璀为统帅领神策军讨伐成德。同时诏命恒州四周各镇进兵征讨。
皇上开始任命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白居易首先上表称以宦官领兵万万不行，朝中谏官、御史也一致反对，可宪宗不听。第二天，数十位大臣又在延英殿力争，皇上这才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马使”衔，改处置等使为宣慰使，换汤不换药，承璀还是实际上的统帅。
皇上想不通，老觉得绕不过这个弯来，他对李绛说：
“卿等极言宦官侵害政事，谗毁忠良，他们哪里敢呢！就是此辈胆敢如此，朕亦不听。”言下之意，宦官绝对不敢放肆，不如尽量利用这一点。
李绛只有苦笑。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战事拉开。
幽州刘济与王承宗不无矛盾，在人劝说下，倒是接受了朝命出兵响应，亲率七万人出击，而淄青的李师道、魏博田季安只是攻掠了一二个县城就止兵不前。另外，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镇军也在承宗北面的定州会合，形成夹击。这几支部队开始都还有些战果，惟有吐突承璀的中央军威令不行，屡战屡败，军中大将郦定进阵亡。
过了不久，刘济攻乐寿城不下，河东范希朝、义武张茂昭又在新市被阻，承璀军全无胜绩，其本人又没有号召力，于是朝廷各路兵马在王承宗的顽强抵抗下失去了协调，三月份，战况不可避免地进入胶着状态。朝中的白居易坚请罢兵，未被接受。
此刻吴少诚果然病死，但既已对河北用兵，势必已经不能再讨淮西，天子只得任命其子吴少阳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是当时首倡讨伐承宗的方镇首领，其真正的用意不外乎是讨好天子和吐谷承璀而已，如今真的起兵，便逗留不进。一方面暗中与承宗通谋，另一方面派卫将王翊元入京上奏称：其他诸道兵与敌勾结，此际不宜进攻。搞得皇上困惑不已。
裴垍早就知道卢从史这个人十分阴险，此番更是怀疑，他悄悄地把王翊元召来，晓以大义，迫使他道出了真相。并又派他回部争取了军中大将乌重胤的支持，当王翊元再赶到京城时，裴垍觉得时机业已成熟，于是进宫请皇上下令将卢从史秘密逮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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