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元旦前后，皇上在与申锡的往复商量中制定了计划，决定采取一种非常手段：即时诛杀宦官。文宗没想到的是，此举绝对是个下下之策。
首先，宦官目前势力颇劲，王守澄大权在握，若要从容剪灭，绝非易事。加之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其次，无奈之下选中的宋申锡，其实不是个恰当的人选。这个道理很明显，申锡不是个阴谋家，又如何能行“阴谋”之事？！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人参加，这就是帝国首都京兆府的行政长官“京兆尹”。首都和陪都所在地称府，这是汉代的遗制。作为首都所在地，京兆府掌治天子辇毂之下，供给百物，调拨夫役，其务远重于外府州县。而护卫王畿，更是首要之责。以是之故，其长官“京兆尹”之地位不亚于台省首脑，出任人选，包括所属诸县的“令”、“丞”、“簿”、“尉”，皆选精明强干者为之。京兆尹倘不阿容苟且，京中权贵、宦官以及禁军将校之横暴就会相对收敛；反之，朝贵与京畿府官结成势力，帝国中枢就将大大不利。因而，本朝对京兆尹及其属官的任命一向极为慎重。申锡欲图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委任可靠之人出任京兆尹，借其之力襄助大事。这点申锡是清楚的。
可申锡不知怎么却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此人以前仗着受李逢吉信任，任御史中丞，行为狂傲，目空一切，在朝中名声很臭。有一次，与左仆射李绛在街上相遇，交车时竟不避让。“仆射”是国家优待功臣元勋的荣誉之职，虽无实权，但衔高遇重，按朝廷礼制，一般官员是必须表示敬意的。李绛看不惯王璠的狂妄。给当时的皇上敬宗上了一表，指责他尊卑不分。为此，尽管有李逢吉的庇护，王璠也被罢为工部侍郎。申锡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也许，他也有他的理由，但实在太草率了。
事情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正月中旬，申锡面见王璠，示以天子密诏，并约以京兆尹授之。王命如此，王璠当时答应考虑。
但王璠权衡再三，这事做不得！在现时情形下，利害得失太明显了。王璠既无起码的道德信念，他便首先要为自己考虑。于是，王璠悄悄地找到了郑注。王璠曾是李逢吉的亲信，李、郑二人又不是一般的关系，自然王璠与郑注是能够说得上话的。郑注没想到皇上竟然已经有了行动，不敢怠慢，立即禀告王守澄。守澄大吃一惊，“此事如何处之？”
郑注多年以来一直是守澄的左右手，自诩谋略过人，每与守澄筹划，招数都在阴辣狠毒之间。此刻，又是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模样。
“郑生有何教我？”守澄已是非常着急。
“事不宜迟，当先下手为强，去宋申锡以清君侧。”
“计将安出？”
“先帝遽逝，今上本不当立，王公难道忘了？宋申锡与漳王时有过从，去之何患无辞！”
此计甚毒，漳王李凑乃是文宗的弟弟，颇有人望。再说，朝臣交通诸王，其中就大有文章可做。守澄听罢，立时就明白了，马上就吩咐郑注准备。
郑注找来一位神策军官，名叫豆庐著的，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这个豆庐著时任神策右军的都虞侯，是守澄的亲信之一。神策军侦伺朝廷大臣过失，也不是头一回了，郑注与王守澄等已经无所顾虑。
二月下旬旬末，王守澄突然发难。
先是二十八日，豆庐著奏上一本：宋申锡谋立漳王！疏中同时举报，参与此事的有负责为诸王采办的宦官晏敬则、宋申锡侍从王师文等人。翌日，守澄直接将奏疏呈于皇上，奏称：“臣得本军都虞侯豆庐著奏状，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文宗一听，晓得出事了。
尽管文宗对守澄此举猝不及防，平时对漳王也有所猜忌，但一想到牵涉有宋申锡在里面，心里何尝不明白。但碍于情势，皇上还不得不故作愤怒状：“竟有如此之事？！”
守澄不容皇上喘息：“宋申锡大逆不道，臣请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屠其全家，请陛下敕准！”
这就是要下重手了。守澄很清楚，所谓宰相谋反，事极荒诞，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他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件普通的案子，他要借“谋反”这个强烈的罪名一鼓作气，把天子的种种企图彻底摧毁掉。
皇上饶是沉着，见状也是大大地恐慌起来，一时说不出话。
守澄走上一步：“请陛下当机立断，臣愿亲领二百骑前往！”言下之意，今天你皇帝就是不答应也不行。
面对守澄的咄咄攻势，文宗都快要绝望了。
三
刹那间，紫辰内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宋申锡命不该绝。与王守澄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位宦官，这就是当年在敬宗时平定苏玄明、张韶叛乱立下大功的马玄亮。马氏虽然也做过神策中尉--平乱时即任左神策中尉--而且还有勤王救难之功，但此人与王守澄等人不同，他并不十分热衷于权力，为人既颇忠厚，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也甚为坚定。此际，他的官职是飞龙使，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使职，往往以宦官中颇承恩遇者担任，专领原来由殿中省、太仆监主掌的天子舆辇牛马之务。马玄亮是受皇上的传呼人殿白事的，正巧遇到王守澄奏报机密，宋申锡便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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