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宋申锡事件是主要起因。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李宗闵、路随竟是一言不发，牛僧孺也没有表现出国家宰臣所应有的风范，结果是由家奴们说了算，皇上的愿望彻底破灭。九月份，在与吐蕃的边境上发生了“维州事件”，牛僧孺又不同意前敌指挥官李德裕采取强硬对策，坚持走和平妥协的路子，结果却是让帝国丢尽了颜面。吐蕃就在边境之上，当着使节的面，将我方交还的维州投诚将士全部处死，场面极其酷烈。
十一月份，回京任枢密使的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向文宗报告了这一情况。作为参与其事者之一，他对朝廷的这一举措十分不解：“缚送投降者以归，绝后来投诚者之路，岂是良计？！”皇上听了，也甚为后悔，对牛僧孺就更是不满。
文宗对这几位宰相已差不多彻底失望。他在延英殿当面就问他们：“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究竟有无佐理兴化之心？”这话显然说得很重了。皇上也是郁闷之极，才如此责备宰相。照皇上的意思。眼下不仅河北诸镇不得安宁，四夷骚扰不绝，更要紧的是天子身边的现实简直不成体统，尔等作为宰辅之臣，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
李、路答不出来，僧孺居然还有理由：“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治，亦可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能及。”满足于现实，成就感十足，这是无能者固有的嘴脸。僧孺虽非庸碌小人，但陷在朝臣党派圈子里难以自拔，有这个想法不足奇怪。可他作为一位儒士，不能对宦官执政的局面有所批评，反而拿“小康”来搪塞，还委婉地指责天子“别求”，这就很不像话。比起宋申锡为天子分忧而不惜牺牲的勇气，就差得太远了。
天子有何“别求”？不外乎翦除宦官而已。当然首先得清除朝官的内讧，团结一致，合力对外。当朝宰臣既不能理解这一层，皇上自然便要换人。十二月，文宗罢牛僧孺出朝，又召回了在西川任职期间政绩颇著的李德裕。
但李德裕也很难有所作为。作为李吉甫的后代，一位有主见的大臣，他就一定会有很多政敌，尽管他的品行无可指责并又富于才干，但同牛僧孺一样，一旦卷入党派政治的旋涡，便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况，宦官对这种严格按正统观念行事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在此局面下，文宗要靠德裕达成治理，绝对是个空想。
但是皇上心切，人情望治，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文宗任李德裕为相。这一天，久旱的京城忽降大雨，这是一个难得的佳兆，连禁中的有些宦官都说，李德裕该称“李德雨”了。朝野对德裕此次入相，确实是期望甚高。
李宗闵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是自李逢吉之后最不满李德裕的人，也是结党最厉害的一个。他的周围不少人，比如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杨汝士、张元夫，户部侍郎杨汉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其中三杨还是从兄或亲兄弟。德裕一入相，第一件改革之举就是清除“朋党”，李宗闵又岂能坐视。
两人展开斗争，互不相让。先是德裕在天子面前提出，三杨及萧、张等人结党营私，舆论最为不满。文宗同意，“据朕所知，众人皆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澣为党魁。”皇上如此说，宗闵只能寻找遁词，便否认自己曾主张授他们以美官。德裕当廷就一条条予以驳斥，事实俱在，宗闵无话可说，大为窘迫。
此后德裕连贬三人出京，又提升先前被李、牛贬抑的郑覃出任御史大夫。宗闵再度反击，在皇上面前力言其不可。但文宗喜欢读书，很欣赏郑覃对经术有独到的理解和议论，坚持任命郑覃，甚至见因宗闵反对而宰相不能一致通过，干脆不通过中书门下直接宣布了这一任命。
宗闵气得不行，对枢密使崔潭峻发牢骚道：“圣上事事宣出，要宰相何用！”
崔潭峻一语双关：“八年的天子了，就让他做一回主吧。”文宗即位，至此正好八年。
话怎么能这么说？连宗闵听了都不是滋味。
宗闵在第一回合失败了，六月，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七月，右仆射王涯被命为宰相，并兼度支、盐铁转运使，主掌财政。王涯博学多才艺，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就得中进士，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在中央、地方都担任过要职，对财政也有一些办法。王涯这次为能够入相，花了不少钱物，托郑注打通了王守澄的关节，才得以实现。他没有想到的是，到头来却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大大的不幸，正是这次入相，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德裕在宗闵出京后继续推行他的方针，包括改革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使宗室诸王出使外任等等。不过，这一年又很快到头了，德裕在清除李宗闵之辈的过程中手法过重，没有采取更为圆滑的手段，遂又一次地树立了对立面，从而也给自己堵死了退路。远的不论，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德裕能否安于其位，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
十二月十八日，皇上突然中风，口不能言。为此，王守澄紧急召来郑注，这位既有谋术，又通医道的奇士，为皇上治病。结果，疗效极佳，虽然还未能完全治愈，但皇上在十六天以后，新年（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的正月初五便能在太和殿召见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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