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
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785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遂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同时，如此情状，更使得诸如长庆元年的那种科场案屡屡发生。
宗闵与僧孺等无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幸运地成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他们在特定的仕进过程中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同门”、“师生”这些纽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终决定了已经延续了一二十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宗闵周围算得上是关系亲密且身居要职的有好几位。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此外人数颇多，“三杨”兄弟是其典型。
杨虞卿是宗闵最为得力的干将，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闵甚至把他当作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进士，比宗闵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监察御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吏部员外郎，仕途也是相当顺利的。在吏部员外郎任上，因检下无术，曾被一度停职。大和时期李宗闵、牛僧孺同相时，被起复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给事中的职位。
此人天性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甚为密切。有了这些关系，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广、办法多著称，一些举子为了得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虞卿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虞卿弟汉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27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闵左右，也是个很得力的人。堂兄杨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进士。他是长庆元年与钱徽同知贡举的主试之一，在那场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鲁士及第，被贬为开江县令。从此汝士便与宗闵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后期一直做到中书舍人。
“三杨”兄弟卜宅于京师靖恭坊，号称“靖恭杨家”，他们与杨嗣复还是同宗，一门数人位至公卿，是其时显赫一时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帮结派者的中心。位于靖恭坊的杨宅从早到晚都是车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见无数宾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么，反正看上去来往其门的不是有事请托之人，便是三杨的至亲好友。人们戏称杨宅是“行中书省”，因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书省还要热闹，还要具有权威。
来往于“靖恭杨宅”的主要人物是张元夫和萧澣，官职分别是中书舍人、给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时人把他们与虞卿合称“党魁”，这个称呼甚至连天子都有所耳闻。
“三杨”兄弟感恩图报，在大和时期为宗闵上跳下窜、大肆活动，朝野为之侧目，实在也闹得太大了。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击的就是杨虞卿及其党人，将他们全部贬出朝廷。但是，一年后宗闵再相，杨虞卿等人又官复原职。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杨虞卿时任京兆尹，既对李、郑表示不满，则对方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贬虞卿出明州，连带将李宗闵、李汉、萧澣、白居易等人一并驱逐出朝。可怜的是，宗闵的其他党人安然无恙，都熬过了这次贬谪，只有虞卿病死在贬所，没有看到他们一派在后来取得的完全胜利。
所有的这些人，都以宗闵为中心。没有李宗闵，几十年的派系波澜就决不会如此轰轰烈烈。
三
在宗闵的同党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同学兼同年牛僧孺。宗闵与僧孺两人虽然一起成名，但由于长庆元年试场案的关系，僧孺却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资望在后来超过了宗闵。在帝国政治上的影响，僧孺也不亚于宗闵。但尽管如此，僧孺在前后几十年的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却不能与宗闵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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