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与宦官是什么关系，说起来很复杂。作为坚持传统礼法的世家子弟，他当然对宦官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但是，他与其父李吉甫一样，和宦官却很少发生过正面的冲突。他几次出外任节度使，在所有的外放大员中，就属他与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关系处理的最好。早年他在西川时，监军是王践言，前两年在淮南时，监军是杨钦义，这两人后来都还宫入知枢密。德裕回朝后，与之也没有发生矛盾，所以政事处理上便很少得到来自枢密院的阻碍。
原因是德裕这个人绝无势利之心，做事讲究个“礼”、“信”二字，假如别人不失正派，即使是宦者之流，德裕从来也都是以诚相待的。
那一年在淮南时，监军杨钦义接到诏令回宫，看样子必是入知枢密。可德裕听说后，除了按礼节略示祝贺外，没有表示出什么特别之处。
到了临别之日，杨钦义突然接到德裕的请柬，邀致府第一饮。
钦义如期前往，来到府中，见德裕在中堂设宴，席无余宾，就他与自己两人，席旁有好几个床榻，上面堆满了珠宝古玩图书画册等物，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德裕视若罔闻，只是频频催酒，与钦义依依话别，直到席终，德裕方才指着那些床榻道：
“与将军同僚一场，情甚相得。无以赠别，权以这些东西充数，不成敬意！”
钦义大喜之余，更觉得德裕全无趋炎附贵之态，是个可交之人。
不料杨钦义走到汴州，又接到诏令，命他仍回淮南任监军。钦义空欢喜一场，只得再回扬州。他想想自己既然不能入京，也不应该白拿德裕的礼物，便把德裕所赠，原样送还。
德裕一见，笑道：“将军把德裕看成什么人了！这些东西值不了什么，平常礼物而已，将军又何必相拒？”
钦义很受感动。
但德裕与王守澄、郑注乃至李训却是势同水火。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像宗闵、僧孺一样容忍他们的擅权专政。矛盾爆发过好几次，最厉害的就是他第一次入相后的那两年，因而郑注、李训便通过王守澄调回李宗闵，借宗闵之力将他弄出京外。在那个时候，王守澄无疑是宦官中最得势的一方，操纵权全在他的手里。谁进谁退，全在他唾手之间，所以李训、郑注才有可能乘机借刀杀人。
说起来，宗冈、僧孺与德裕闹得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一次，最后两边一起被贬出朝外更是绝无仅有的。这完全与宫中宦官派系的势力消长互相对应。不过，他们却因祸得福，在“甘露之变”时正好都不在长安，由此而保住了性命。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6)
开成时期，天子已完全成为傀儡，仇士良是惟一说了算的人。起初，朝中先后任宰相的是德裕一边的李石、郑覃、陈夷行、李固言，四人与仇士良进行了对抗，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安在巨变后总算恢复了正常。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宰相李石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不明身份盗贼的袭击，幸亏他跑得快，强盗只是砍断了马尾。没有伤到他的要害。出事后京城大恐，捕盗数日而不获。最后传出消息，这是仇士良派人干的事，整个朝廷霎时缄默。
李石晓得仇士良不会放过自己，没奈何，只得请求辞职。十九日，李石带衔出任荆南节度使，宗闵的同党杨嗣复、李珏入相。杨、李正月执政，二月，就秘密地托了几位宦官，请他们在宫里帮一些忙。于是皇上在初七这一天的紫辰殿召对宰相时，郑重地提起了一件事。
天子对宰相们道：“李宗闵在外面也有好几年了，可否考虑量移？”宗闵此时被贬为衡州司马。
郑覃不同意：“陛下若是怜其身处荒远之地，移近三五百里就可以了。断不可再用此奸邪之人。陛下若用宗闵，臣请先退！”
陈夷行也道：“宗闵结党图私，死罪尚轻。朋党奸险能倾覆朝廷，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当年的李逢吉和手下的什么‘八关十六子’就是证明。”
李珏反驳：“那是李逢吉之罪，与宗闵何干？”
陈夷行转向皇上：“昔舜帝逐四凶而天下治，如今朝廷求理，何必可惜数十个小人？！”
杨嗣复暗有所指：“大和末宗闵、德裕皆得罪，两年之间德裕量移为淮南节度使，而宗闵尚在贬所。凡事不能只徇私情，总要端平一碗水吧？！”
文宗想要折中，便道“这样吧，给他个州刺史”。
郑覃不让：“刺史太优，顶多授个洪州司马。”
陈夷行加重语气，又提出一个理由道：“李宗闵养成郑注，为患几覆朝廷，这个巨祸还不轻？！”
杨嗣复不愧是老奸巨滑：“早先，陛下想授郑注官职，宗闵曾反对过，陛下想是记得这事的。”他想借皇上来反击陈夷行的话。
郑覃立即道：“陛下，嗣复这是党庇宗闵！臣看宗闵这个人，其奸邪甚于李林甫。”李林甫是玄宗时的宰相，在他手上直接造成了“安史之变”的空前浩劫，是公认的奸人。郑覃拿他来和宗闵相提并论，话说得是很不客气的。”
“郑覃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杨嗣复不能容许郑覃说他和宗闵同党，马上找理由反驳：“陛下惩恶扬善，进退之理在于一个‘均’字，非臣所能党护得了的。昨日殷侑与韩益二人奏事，臣因为韩益前年曾犯过贪赃之事，所以未允，他郑覃还对臣说什么‘过去之事何必再提’之类，如此看来，是谁在党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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