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傍晚，武宗终于同意召见宰相。德裕等人入内，涕泣而言
“陛下宜慎重行事，勿致后悔！”
皇上道：“朕绝不后悔。”言罢，赐诸人坐。
德裕答：“臣等愿陛下免二人死，不奉圣旨，臣等不敢坐。”
皇上连命再三，叫他们坐下谈话，德裕等人就是不坐。如此良久，皇上见他们意思坚决，只得说道：“罢了，朕就看在诸卿的面上，免他二人死罪。”
德裕及陈夷行、二崔听得此话，连忙下阶拜伏谢恩。皇上道：“这下诸卿可以坐下了吧？！”数人这才听命。武宗叹了口气：
“朕嗣位时，宰相何尝心服？李珏、薛季稜志在陈王，杨嗣复、刘弘逸志在安王。陈王尚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贤妃觊觎神器。且嗣复与杨妃同宗，还与杨妃云：‘姑何不效则天皇后临朝’，卿等想想，这是什么话？！若是安王得志，朕哪有今日？”
天子这一番表白发自内心，诚恳率直，似乎显得有理。其实，皇上不意之间，漏出了天机。照他的话，陈王既是先帝遗志，如何你陛下却取而代之？若是以陈王冲幼不克大任，安王与你皇太弟之间也并无必然的是与非。不过，数代天子嗣位的不正常情况已屡见不鲜，德裕等人身为人臣，既无法说清楚，也不敢说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委婉规劝而已。还好，皇上改变了主意，只是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州司户。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德裕与陈夷行、崔珙、崔郸不失君子风范，是值得大大称许的。
接下来，德裕又很好地处理了边境上的回鹘散兵内附问题。
在这个事情上，不仅天德军的田牟有出兵的意向，朝中也有不少人力主进攻，陈夷行甚至也是这个主意。德裕力排众议，坚请武宗不能轻动武力，对溃败的回鹘应以安抚为上，即使进攻，也应待部署安排妥当后再说；目前仍当以约束边将，严兵保境为佳，既不失道义，也不至于酿成祸患。
皇上问了德裕一句话很有意思：“嗢没斯请降，卿敢担保他是诚心的吗？”
德裕道：“朝中之人，臣尚且不敢保，何况千里之外夷狄之心！臣是具体分析眼下双方形势，才如此断定彼辈尚不至于为乱。”
这是政治家应有的风范，既不为怕担风险而一味讨巧，也不能不负责任地轻率行事，德裕在对这件事的态度上，第一次真正体现了他过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策略，表明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绝不亚于乃父。此后情形的发展证明他的策略完全正确：两年后，嗢没斯等人果真入朝，朝廷授任归义军军使；又一年后，回鹘乌介可汗倒是率军侵扰天德、振武两军，这一次我兵大破其部，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武宗的头一、二年里，德裕和整个朝廷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外处理上，其中既包括回鹘的滋扰，也包括河北几个镇的一些不安分举动，德裕对这些事的处理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得到天子高度的信任。
已升为观军容使的仇士良有些不能忍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他找了个机会要给德裕难堪。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7)
那是群臣要给天子上尊号的前夕，第二天，皇上就要在丹凤楼接受尊号并大赦天下。这天，有人不怀好意地告诉士良，宰相和度支使正在草拟诏制，准备削减禁军的衣粮马草数量。士良一听，正中下怀，便当着不少朝臣的面扬言：“果真如此，明日禁军军士必会于楼前喧哗！”
德裕闻知，立即奏报皇上，请在延英召开宰相会议，当面澄清此事。皇上听德裕说知此事后大怒，马上派人到禁军宣示：“大赦令中本无此语。况诏书出自朕意，非由宰相，尔等安出此言！”这一棒打得士良措手不击，只得惶恐称罪。
这也是德裕反击的及时，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败。德裕的这次成功，也说明他对付宦官有一套办法，既让他们无懈可击，同时又严阵以待，不给他们有出击的机会。有了这种战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间，宦官的势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是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有交情，观点也很接近，都主张抑制地方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当然，以杨钦义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们的考虑，因为中央强大，他们的地位自然随着天子威望上升而稳固，假如天子为方镇所胁，宦官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响便随之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时，竟然没有事先告知枢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决定后就直接颁布。这也就是说，皇上把枢密使参与政事决定的“老规矩”破除了，宫中的老人都骂杨钦义懦弱，不敢出面力争。其实，杨钦义在这种新形势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拥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与德裕两方面的压制下，最后在这一年也不得不请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其党徒们送他时，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语重心长地说：
“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常引他纵情享乐。而且娱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自无暇顾及他事，吾辈才可以得志。”士良想起文宗的事，又加重语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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