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李宗闵的亲戚，与牛僧孺的关系也很好，但他与另外一个圈子中的不少人也有交往，特别是和元稹的友谊极深，同时，在政治见解上，他也有着自己一贯的主张。因此，在穆、敬、文三朝两种派系斗争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居易便十分为难。
平生抱负既不能伸，居易便想到独善其身。于是他不愿继续留在京城，上表乞病，还居东都洛阳，于香山之麓疏沼凿滩，构楼种树，自号“醉吟先生”，又号“香山居士”，与弟行简、祖弟敏中游览登胜，流连诗酒，和牛僧孺亦时相唱和，倒也颇得天伦之乐。在这一年，居易已年臻七十。
不过，德裕和他却几乎没有来往，对其才名似乎也有点不以为然。德裕反对武宗起用居易为相，是否考虑了他与宗闵、僧孺有的这层关系，一时也难以断定。但德裕提出的“居易衰病，不任朝谒”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时居易不仅得了风疾一直未愈，而且年纪也实在太大了。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8)
德裕为了妥善起见，郑重建议皇上启用居易的祖弟白敏中，为此还对敏中作了一番很高的评价，说他“辞学不让居易”，可以胜任要职。不久，敏中便被授予翰林学士，进入帝国的高层。
德裕内心对这一切似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丧失公正的立场。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政治斗争不仅严酷，同时也非常微妙，有时，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反对派强烈的敌意。比如这次，德裕认为白居易年老，说不定居易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德裕的反对者却断不会抱同样的想法。白敏中不仅没有对德裕的推荐心生感激，反而把德裕的“恃权忌才”牢牢地恨在了心里，在他看来，德裕启用自己，完全是出于不让白居易担当大任的考虑。
任用非人，是政治家之大忌，德裕的这个失误给自己后来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德裕在对李宗闵、牛僧孺的态度上更是如此，他既然不能允许他们有机会回到朝廷中枢来干扰既定方针，那么无论怎么处置得当，都必然会像白居易事件一样引起争端。时势使然，德裕既不能退让，便注定无法取得预料的效果。对宗闵、僧孺来说，无论你李德裕如何想，都不能消弥彼此之间的过节和积怨。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无所谓什么错误不错误了。
昭义战事之起，既是德裕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在因素，也是德裕执政期间影响两派斗争的最大事件。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的五月，刘从谏于上月初七死后，其侄刘稹自称留后，秘不发丧。四月二十三日，朝廷诏刘稹护从谏灵柩归东都，刘稹不从，五月初二，德裕在朝会上坚持讨伐刘稹，为天子首肯，战事已一触即发。
昭义一镇的核心是泽、潞二州，也是中央部队的主要攻击目标。东都洛阳处于敌阵的正面，是朝廷各军的攻守堡垒，在这场战事中的战略地位显然十分重要。在如此情形下，以前与昭义刘从谏关系不错的东都留守李宗闵，便似乎有点让人不放心了。是皇上首先想到，不能把他放在东都洛阳。武宗对宗闵在文宗时期时的所作所为一向抱有成见，他有这个想法不足为怪。
德裕想了一想表示，此事可进一步商议。
皇上以为宰相考虑的是具体安排，忙补充道：“方镇不行。调他到远一点的州去！”
德裕倒有点难办了，宗闵与刘从谏的交往毕竟是十年前的旧事，单凭这点理由就贬斥他，确实说不过去。就是调他走，起码也要给个州刺史的职位，德裕不愿在这上面再授人以柄。
最后，宗闵被调到了江南的湖州，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也算得上是个美缺。不过，宗闵当然还是不可能领德裕的情，满心委屈地离开了洛阳。
在这几年中的其他人事安排，与前面两事相同，在反对派来看，似乎处处都体现了德裕“以憎恶用人”的党派习性。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否如此，却很难用简单的标准去判断。德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证明他的政策是相对正确的，如果为了保证正确的政治方针能够得到贯彻，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并不能算错。
但对于有所牺牲的人来说，德裕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他做的一切就有道理。不管怎么说，任人惟亲、排斥异己都是不符合传统伦理的。有意思的是，李宗闵等人先前当政时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当德裕主掌大权后，他们才感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这一年崔珙罢相，李让夷荐崔铉入相，此也就是武宗不通过宰相和枢密使自行任命的那个人。崔铉与崔珙在许多事上不协，结果崔珙遭到贬斥。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户部尚书杜入相，他与李珏关系非浅，自算不上是德裕的同志。就在同时，李绅出任朝外，代替杜悰镇守淮南。
当昭义平定，德裕的权力达到顶峰后，更大的事情来了。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八月间，李德裕一手提拔的猛将、泽潞西南面招讨使石雄率先击破昭义军，又在泽潞初平后受旨领七千人进入昭义镇治所潞州受降，尽擒刘稹党羽。九月，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卢钧进驻潞州，昭义正式收复。十月，石雄向朝廷奏报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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