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她家族的报纸，不是她丈夫的，她能够提出自己决定性的意见。在谁会继承奥克斯做《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问题上奥克斯投了苏兹贝格一票，投了他的侄子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Julius Ochs Adler）一票，并给了一票给伊菲吉妮苏兹贝格。1935年5月，在奥克斯死后一个月，不出所料，苏兹贝格成了《纽约时报》的发行人。他谦虚，知道自己缺乏办报方面的知识，他并不是一个不懂装懂的人。但他也想把这份报纸搞得更有声色，更加现代化，更加不失其优良的传统。他做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妻子的意思。无论奥克斯多么喜欢他的独生女儿，但那个时代仍然不是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父亲能把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托付给他的女儿的时代。但她还是以她的精明和各式各样的巧妙方式在这份报纸上留下了她的痕迹。她是这个家族在20世纪历久不衰的标志。正是她，在她十一岁时就用下面的颂词来祝贺了《纽约时报》新大楼的奠基仪式：“我谨奉献这栋大楼给《纽约时报》使用，愿那些在此辛勤耕耘的人们感受到这种权利，并用智慧和力量为人类的康乐，为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以及正直而神圣的新闻事业服务，但愿上帝赐福于他们。”言辞铿锵悦耳，迸发出她的感情，她信赖他们。在当代《纽约时报》四位发行人中她是第一位的女儿，第二位的妻子，第三位的岳母，第四位的母亲。因此，相对于任何别的人而言，更可以说她是这个家族和这份报纸有机联系的一部分。
对于这份报纸的模式，她有着坚定的信念，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来代表这份报纸，特别是那些漂洋过海的驻外记者。她并不十分注意《纽约时报》本地记者的风格及风度，他们是不同的团体。但驻外记者和驻华盛顿记者必须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应该是有教养的男人；除具备适当的技能外还应该是优秀的年轻人，理解力强、人品高尚；他们必须是一些本质好而且有魅力的人，至于魅力方面——如果不是指在外貌上（这并无妨），则至少得有人情味。他们不讲粗鲁、刻薄的语言，话中不应带纽约腔。他们不能在世界要人面前给《纽约时报》丢脸。选择他们恰似国务院选择大使，所以他们成了《纽约时报》的精髓。这些人往往都是些受过完美教育、富于魅力的新教徒，言辞一般都委婉而温和从不放肆。虽然这份报纸是由犹太人掌管的，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直至20世纪50年代，《纽约时报》十分克制地并没有将犹太记者派往国外或把他们安插到重要的行政岗位。
1948年，当时《纽约时报》最年轻有为的记者之一A.M.罗森塔尔（A.M.Rosenthal）应临时委派去巴黎，此人在出生证书上叫亚伯拉罕（Abraham），朋友们称他为阿贝（Abe），但按照《纽约时报》的委婉方式，他在报纸上签名为A.M.。那时罗森塔尔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愿望是进入受人尊敬的驻外记者班子，虽然他从联合国发回过有名的报道，然而至今还没有被提拔为驻外记者。在巴黎时，有人从他的房间偷走了一张二十美元的旅行支票，罗森塔尔一时大发脾气，威胁旅馆方面要从他的账单里扣除这笔钱。法国看门人为此非常生气，当即通知《纽约时报》驻法国办事处向C.L.苏兹贝格（C.L.Sulzberger）提出抗议。C.L.苏兹贝格当时既是记者又是驻外编辑而且还是报纸发行人的侄儿，他随即便认定罗森塔尔是不适当的年轻人。罗森塔尔显然是小题大做了，他这样做也许会败坏《纽约时报》的声誉。苏兹贝格没有对罗森塔尔提及此事，但却让他在驻外记者中坐了七年的冷板凳。
这个家族确定了《纽约时报》的报风不能太犹太味的基调。1937年，当社论版编辑罗洛奥格登（Rollo Ogden）去世时，阿瑟克罗克认为他有希望承担这项享有盛誉的工作。但苏兹贝格却让约翰芬利（John Finley）替代了这项工作，这事使克罗克大为失望。“这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苏兹贝格说，“它是一份犹太人办的报纸，我们有许多为我们工作的犹太人记者，但我在这儿的这些年来即便是作为点缀也绝没有安排过一位犹太人。”克罗克答道，他非常敬佩的母亲不是犹太人，只有他的父亲——一个非常无用的人——是个犹太人。按照基督教先知的规矩，他神气活现地补充道，如果我母亲不是犹太人，那么我就不能算是一个犹太人！苏兹贝格盯着他说道：“阿瑟，如果你不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知道那些规矩呢？”克罗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作为华盛顿办事处的负责人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而且根本不想要犹太人记者在他的办事处做事。在他多次挡回了纽约记者沃伦莫斯科（Warren Moscow）想要进入他所在办事处的尝试后，费利克斯贝莱尔，一位克罗克在该办事处的宠儿对他说道：“这里有些人认为你是反犹太主义者呢！”“喔，就算我是吧。”克罗克说。因此，事实上《纽约时报》在决定谁能为它工作，以及委派他们去哪里工作上都把握着一条双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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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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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式企业，世界性眼光
阿瑟和伊菲吉妮苏兹贝格缓慢而又稳固地提高着这份报纸的质量和记者的素质。不久，国外评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纽约时报》即便不像《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那样光彩夺目，也是美国各报中内容涉及面最为广泛和全面的报纸。出乎任何人所料，这份报纸已成了这个家族的坚定信念；报纸提高了家族的地位，反之这个家族又增加了这份报纸的威望。苏兹贝格也许比他的岳父更加相信在以退为进的过程中，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前进了。这个家族的本意并不是为了赚钱，他们尽可能多地赚钱是为了把这份报纸办得更好。虽然他们已经变得既有财富又有权势，并且能够凭着他们那种优秀的天赋去左右那些制定政策的政客，但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财富。更确切地说，那一切都是为了把《纽约时报》办得更加宏大，更加令人敬重和更加具有权威性。他们渴望的是那些第一流的德国犹太人家族的高尚、体面和职业上的认可，这是比钱财更加宝贵得多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赚钱，然而钱却能激化那种愤懑和反犹太主义。《纽约时报》愿意充当犹太人善良公民中的代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无论如何深信，在他的生活中他已经把握住了最为重要的东西，他对反犹情绪的敏感性丝毫没有一点降低。首先，他并不想要这份报纸在调子上过于犹太味，而且并不想要过多的犹太人高级职员。他像那个时代许多资历较深的犹太首领一样不想让犹太人处在容易引起注意和造成事端的地方。1939年他和一些犹太巨头力谏富兰克林罗斯福不要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担心这会导致反犹太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国际性的反犹太运动的升级，他和他的家族忍受了那极度可怕的、梦魇般的岁月。对他来说那些恐惧是非常现实的，因为那些事情已经威胁到了《纽约时报》。毋庸置疑，当1970年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利用自己的宣传工具别有用心地开始非难他们时，那些恶毒的攻击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纽约时报》的中枢机构及另外一些主要的传播中心，在那些地方，阿格纽的攻击是以那些浅薄礼教习俗的反犹太主义作为他的论点的。当随着反犹太主义信件的剧增，阿格纽的攻击更加厉害时，空气变得十分紧张。所有那些希望有一定地位，并成为高尚体面的人们的愿望全部变为了这个家族传统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职责和信念。有些东西比家族本身更为重要，那就是唤起这个家族高尚的精神和气概，以及确定这个家族、这份报纸和他们传统的特色。这是一个家族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传统意识和责任感代代相传，让家族的年轻成员能够更早地、时常地意识到这点。他们确定自己的利润水平，这种利润水平一直坚持到60年代，而且常常低到了近乎危险的地步，除了在他们相互之间和对国内税务局公职人员以外，他们不会把他们的账簿拿给任何人看。从当时的金融标准来看，他们是守旧而又傲慢的，然而他们却把这份报纸办得很好。另外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已形成了某些有其自身原动力的东西，那些到《纽约时报》来工作的编辑和记者们受到这些传统的熏陶而又加强了这些传统，他们和这个家族的成员一样成了这份报纸的忠实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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