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清楚克朗凯特才干的人是西格米克尔森，那时他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而实际上他只是该公司新闻部编辑室的头头，他竭力振兴电视，但总不顺手，因为与默罗相比他没有官僚机构中的臂膀，还因为新闻部全部明星都是在默罗小组内。米克尔森在静静地加强新闻部的其余部分。他了解克朗凯特的早期形象，从一开始起他就把克朗凯特看成一个建立未来电视班子的中心人物。1952年政党提名大会临近了，无线电广播仍然领先于电视，不过这次会议本身会在这个天平上为电视加码。米克尔森小组需要一名全日制记者，这名记者将不分白天黑夜整天守在那里，汇集所有的采访而不觉得疲劳，并且还要有极强的控制材料的能力。米克尔森提出请默罗、塞瓦赖德或科林伍德这些广播大明星。但电台的人告诉米克尔森这是不行的。尔后他与哈贝尔鲁宾逊（Hubbell Robinson）磋商，他们给了一张记者名单，这些记者明星都是些二流之辈。但名单上却确切无误地写着米克尔森想要的人——沃尔特克朗凯特。
默罗小组从来没有真正把克朗凯特看做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对此存在着某种势利感；克朗凯特与其他人多少有些不同，这并不只是其他人当明星的时间比他长，还因为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属于与众不同的类型，这一点在电视新闻报道和广播新闻报道的差异上是至关重要的。克朗凯特当时是，二十五年后仍保持着非世故的特点，这出自他的自觉意识，即便现在他也与过去一样完全保持着中西部的特色，在他身上有一种《头版新闻》（The Front Page）［4］的色彩，他几乎是过去的老样子，发出不少的惊叹，即便是对他过去经历过的事，他发出的惊叹也同样充满着新鲜感，仿佛因他所经历之事未能改变他而高兴似的。他首先是通讯业务中的人——快速、直率、易懂，不怕由此导致更大的问题。默罗的人——塞瓦赖德、霍华德史密斯、科林伍德、夏勒、舍恩布伦——都是著名的诉诸理性、善于说理的佼佼者，他们受到鼓励进行思考和分析，而不仅仅是排字工。他们曾从欧洲的伟大和力量中吸取养料，他们曾参加过大沙龙，并从中吸取了沙龙风范；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多数人是愿意的），均成了哲学家。如果他们曾为合众社一类的组织工作过，他们都乐意将这种经历置诸脑后，不去增加其中的传奇色彩。如塞瓦赖德，他来自北达科他州的韦尔瓦（Velva），该地比克朗凯特出生地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St.Joseph）小，但是塞瓦赖德早已将韦尔瓦置于脑后，而克朗凯特始终有一部分和圣约瑟夫相连，并有意将此表现出来。
1952年，克朗凯特前往政党提名大会时心里明白这是他的一大机会。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清楚各个代表团的势力，他能够随时将报道组合在一起。在一块非常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里他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专业能力，在一项需要耐久性的工作中他是最有耐力的。当第一天会议结束时的凌晨，控制室里的其他人互相瞧着，他们知道自己有了一位占了上风的人，也知道自己在电视领地里新占了一块重要地盘；他们更清楚第二天默罗的人就会四周游荡以让电视行政人员知道他们可以领受任务。克朗凯特本人对此无甚感觉，眼下的事态迷住了他，以致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正在增长的对他工作的反应。人们确实不断到来，祝贺他在工作上的成功，他的同事也有了一副新的态度。然而他仍还没有认识到业已发生的事情。在大会的最后一个早晨，当会议完全结束后，他跟西格米克尔森沿着密执安大道散步。米克尔森说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他打算重新协商克朗凯特的合同，他会得到更多的钱。
“你有代理人吗？”米克尔森问。
“没有。”克朗凯特说。
“喔，你最好弄一个，”米克尔森说，“你会需要的。”
“不，我不需要。”克朗凯特说。
“你错了，你会需要的。”米克尔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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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时代：CBS（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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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利用但不剥削电视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很快适应了电视，但他没有像他的继任者们那样抓住不放；电视存在，如果他不使用，其他的人总会使用的，于是他使用了。他对待新闻界的方法与他治理这个国家的方法非常相像。记者是令人愉快、循规蹈矩的士兵；不管他与记者多么接近都是有限度的。他们来不是为了提过多的问题，不是为了鲁莽无礼，他是这样理解的。这种角色是记者们自愿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感到了他的巨大权力和特殊位置，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对国内的麦卡锡，和对铁板一块、残酷无情的极权主义敌人存在着惧怕，而正是这些惧怕赋予了艾森豪威尔独特的权力，记者们不想因以微妙方式帮助对立面而受到谴责。艾森豪威尔叫不出那些采访他的记者的名字，但合众社的记者、白宫记者代表团的团长梅里曼史密斯（Merriman Smith）例外，他有召开和结束记者招待会的特权。艾森豪威尔知道史密斯的名字，起码大概叫得出他的名字，他称他为梅里亚姆（Merriam），艾克屡屡出席记者招待会，并说，“你好，梅里亚姆。”他并不大操纵新闻界，这多半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好像有一条自然法则，美国对当做一种外部威胁的共产主义的感知越强，人民、国会、新闻界、舆论就越愿意授予总统对广大的、无可置疑的国家利益的控制权，并尽力不去与之相左；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把共产主义当做威胁的看法开始减弱，人们对国家利益在不同范围和不同层次上进行把握的意愿第一次开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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