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组织十分成功，的确为音乐中心筹集了款项，在此过程中，巴芙钱德勒不声不响地铸造了她的新的社会秩序。过去，有两个主要权力中心。一个在洛杉矶东部城区，汇集着旧的生财之道的企业，旧的机构，大多数是新教徒，但不是清一色的共和党。他们非常守旧。他们订阅《时报》，对《时报》持赞同态度，在过去的年代里，由他们决定该市和该州的政策。另一个中心在洛杉矶西部，主要在贝弗利山一带，是一个新起而耀眼的权力系统，它更年轻，更现代化，更铺排，更张扬，更自由，更具有民主党倾向和犹太倾向。那里的人即便阅读《时报》，也带着挑剔的眼光。两边从不往来，帕萨迪纳的良家主妇几乎不去贝弗利山逛商店。洛杉矶郊外俱乐部不接纳犹太人，连演员也不接待，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以此而自豪。过去，洛杉矶西部只是一个小小的权力中心，代表好莱坞和周围的一些地方。当时，好莱坞自身蠢笨，没有社会网络。解散它，轻而易举。二次大战和战后的岁月，局面急骤变化。新的工业突进加州南部（集中了科研、军事领域），掀起了一个移民浪潮，移民们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决心参与社区事务，这和过去的情况迥然不同。新的权力热浪中心在洛杉矶西部，特克斯桑顿把他的利顿工业公司建于贝弗利山，绝非偶然。
巴芙钱德勒通过多种方式致力于沟通两个世界的沟壑，建立两个社区间的联系，在这方面没人可以和她媲美。1957年她拯救了在经济上濒临破产的好莱坞，在市政业绩方面建立了第一个功勋。在此过程中，她发现洛杉矶老居民中的望族不是对音乐毫无兴趣，就是舍不得花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洛杉矶的新居民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因可能是对文化的更大热忱，或者因为新来乍到，渴望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好莱坞饭碗问题（Hollywood Bowl）的教训，她铭记于心。1954年，她发起了长达四年之久的，为音乐中心筹集一千八百万美元的运动，洛杉矶新区提供的资金是她成功的关键。大量的美元出自犹太人和新生的暴发户。在她手下担任集资指挥者，是棘手的差事，而充当此任的是一位新来的居民，这样一来，她不可避免地逐渐靠近洛杉矶西区。中午，她时而在佩林诺饭店就餐，时而在勒毕斯托（Le Bistro）吃饭。她的活动天地日渐广阔，诺曼钱德勒的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这些新移民在她一生最重要的斗争中，矢志不移地支持她，竭尽全力地工作。除此之外，制造化学师协会（MCA）领导人卢沃瑟曼和洛杉矶西区首席律师保罗齐弗伦等，表现出来的才智和能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从生活热情到头脑的敏捷，都与她熟悉的大多数人完全两样。一次，她问诺曼钱德勒，为何不将卢沃瑟曼选入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CalTech）董事会。这个位置是洛杉矶地区的荣誉象征，标志着入选人的根基和未来。她说：卢沃瑟曼机敏、聪慧过人，他的意见很有价值。她不断促成此事。一天，诺曼钱德勒给卢沃瑟曼打了个电话，请他吃午饭，席间，诺曼提出他是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的合适人选。卢沃瑟曼说，这对他是过高的抬举。有几点是诺曼应该明白的：第一，他本人不愿意在生活中增添无意义的麻烦和紧张；其次，他是一个犹太人；再则，他是民主党自由派。他认为这些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诺曼钱德勒让他不必担心，不会出现什么争论，实际上，当天上午董事会已经一致通过了他的提名。事情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以这种方式完成，也正是以这种同样的方式在相悖的两个社区中架起了一座又一座桥梁。一个旧式的教派社区逐渐演变成了现代化的社区。多少有些奇特，音乐中心竟然成了可以遥望的冰山之巅。
巴芙钱德勒对洛杉矶出现的变化比丈夫更为敏感，因为她清楚艺术领域里出现的动态。艺术领域的变化比加利福尼亚俱乐部圈子里的快得多。巴芙的早期政治形象相当保守，堪称哈里钱德勒的优秀弟子，她的政治观点是典型的共和党人观点，20世纪50年代来临时，她变得比诺曼稍微温和一点。她的朋友认为，她与加州共和党温和派领导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更自在一些，而诺曼家族大多数成员都是强硬的保守派。在1950年全国代表大会上，她投票赞成艾森豪威尔，而诺曼则投了塔夫脱的票。鲍勃塔夫脱的确是诺曼在政治上的放大，他恪守旧的价值标准，笃信财产权。另外，塔夫脱和加州许多保守派不同，他不是充满仇恨的人。在大会期间，巴芙对诺曼说：如果他不改变政见就不要上她的床。这绝非戏言，对此她信守不移。不选艾克就不同房。会议期间他们一起参加了为塔夫脱举行的招待会，根据巴芙的叙述，诺曼钱德勒和罗伯特塔夫脱两人孤零零地在一起私下交谈，此时，一位摄影记者朝他们走去。塔夫脱厉声斥责了那位记者。诺曼对自己出版商身份十分认真，当即告诫塔夫脱今后对任何报界人士都不可如此说话。随后，他快步走出招待会。在出来的路上，他告诉巴芙他改变了主意，他才重新得到了同房的许可。
5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去，巴芙的兴趣逐渐从政治转向艺术。在艺术领域，女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成为一名强有力的推动人物，而不引起男人们很大的怨恨。随着对艺术兴趣的增加，她越来越清楚地了解新的洛杉矶，了解它丰富多彩的变化，了解它的力量，它的源泉和生命力。早在1957年，在她推荐儿子奥蒂斯出任通俗报纸《明镜》出版人时，就和当时《时代》杂志的弗兰克麦卡洛克谈到城市的未来。麦卡洛克是当时洛杉矶公认的最好的新闻记者，她却直言不讳地向他提出有关奥蒂斯、《明镜》以及他本人前途的问题。她问他，他是否真是一位干练的记者。麦卡洛克心里对这种典型的钱德勒夫妻作风怀有敬意：他们始终深谋远虑，着眼未来。一旦处理重要问题，又总是意志坚定，直截了当。奥蒂斯怎么样？她问道，是否具备接手《明镜》的条件？此事说不定已经在她心里酝酿了大约三年之久。她说，她希望奥蒂斯能代表加州南部年轻、有朝气，更加开化的读者群，能在更大程度上摆脱过去的羁绊。说不定奥蒂斯能够触动新型年轻人的心扉，而这是老牌陈腐的《时报》不可能做到的。整个地区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奥蒂斯说不定可以象征新的力量，对新的人们讲话，也为他们说话。麦卡洛克在过去和钱德勒夫妻颇有交道，他认为这是典型的钱德勒工作方式：反复琢磨，无一遗漏，决不碰运气。整整三年，奥蒂斯都没有接管报纸。他们在精心策划，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考查奥蒂斯是否真正具备担此重任的条件，一代王朝的建立需要精心谋划。三年半后，他们终于提升奥蒂斯，他出任的不是《明镜》出版人，而是《时报》出版人，这给麦卡洛克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1958年和1959年，《明镜》已债台高筑，病入膏肓，这在一定条件下倒可以为年轻的奥蒂斯提供一个经营管理的试验场所。只要对《明镜》这个行将就木之物给予一定财政资助，它仍可残喘时日，税金一笔勾销也可弥补一定损失；但是，重要的是不能玷污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们最重要的本钱。绝不能给人以口实，让人说，《明镜》完蛋时它的主要经管人是奥蒂斯钱德勒。不能让奥蒂斯打上失败者的印迹。钱德勒家族没有一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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