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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长落选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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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一面倒的游戏规则
标准的确变了。尼克松已经尝到了一点滋味。通过一次特别交易，他在洛杉矶繁荣的新区特劳斯代尔（Trousdale）买下了一幢房子〔该区部分是由卡车司机福利基金会（Teamster welfare fund）所建〕。这次买卖和他的许多金融交易一样大成问题，是一次吞食性交易，尼克松花了九万美元买下一幢价值三十万的房子。该区的所有者希望用他的名字增加该区的声望。没有什么地方完全违法，只是染上了一层黑影。这一次出现了不少报道，有的登在《时报》上，报道中提出了疑问。第一篇报道出现时，尼克松着实迷惑不解。他打电话给弗兰克麦卡洛克。“我的事有什么错吗？”麦卡洛克回答说，那事并不怎么地道。“有什么不地道？”他问道，“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麦卡格克回答：“噢，迪克，你不完全是个普通公民。你曾经出任过美国副总统，你还有可能在政治上发达起来。”“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尼克松说。“噢，我就不会做你那样的事。”麦卡洛克回答道。（后来，在竞选中，尼克松被《时报》的政治报道激怒，打电话给麦卡洛克，询问一篇报道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和买房事件有关。这个问题使麦卡洛克又惊又怕，他不得不解释报道与那事毫无关系。）
时代变了，以前尼克松从未真正受到记者的严格审视。眼下，这些记者通晓竞选议题，有时，比这位竞选人更加清楚明了。过去，在加州竞选中，不存在对尼克松的监视、剖析，不记录他的言行，与此相反，他作为主要报纸的工具，报纸还为他清扫通道，摧毁对手。他竞选时，没有记者日复一日跟随左右，将其言论记录在册，没人对他说话前后不符出现的漏洞提出诘问。即使在他竞选副总统的时候，新闻队伍也与现在不同，记者们对于他们照管的这位竞选人基本满意。他们打出这样的标题：“尼克松主张”，“尼克松指控”，“尼克松进击”。承受打击的对象总是红色分子。看看标题就能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1958年有人打算将他的谈话记录在案。华盛顿有传闻，称1956年的竞选为丑剧，尼克松在一些西部州格外蛮横，给不少民主党参议员扣上红色帽子加以迫害，并在指控中掩盖事实真相。
仅仅是传闻，没有第一手记录，所以1958年《纽约时报》派出一组人带上录音机跟随其后——其实这只是一部旧式有线录音机——尼克松每一开口，《时报》的人就高举话筒凑到跟前。这使他大为光火。派出的记者之一是拉塞尔贝克，后来成为《时报》的幽默家，他对尼克松怀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他清楚竞选人讨厌有线录音机（尼克松的人出于报复，在飞机后舱，也朝记者举起有线录音机），一次，在怀俄明机场记者招待会上，当地记者提出一些不关痛痒的问题，此时贝克却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尼克松勃然变色道：“这类问题只有《纽约时报》才会提出来。”随后，他激烈抨击《时报》达五分钟之久。后来，上了飞机，他又找到贝克表示歉意，他解释道，当时他喉咙发痛感到烦恼，只是心情不好所致，没有任何恶意。他真心实意喜欢《时报》。
1962年展示出极大的开放性。在此之前的竞选纲领事关外交事务，超出记者提问的能力。尼克松和政府首脑会晤，而记者却不能。尼克松是外交专家，而记者却很少离开美国。他们不了解外交，只能接受并记下尼克松的意见。而加利福尼亚却是另一码事。加州的机构庞杂，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相仿。这个大州有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教育，公路，供水等。大多数记者都亲自报道过这些问题，真切地参与这类复杂事务，而尼克松却无此经历。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十年内美国记者群的质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从旧式的芝加哥第一时事学校（Chicago Page One School）——只管记录，迅速地记录，而不操心其含意——进入了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深谙事理的新一代。这一代记者兴旺发达，他们毕业于全国最好的学校，越来越把自己的职业看做独立的专业。新闻业是一个专业。这意味着它有本身的义务、权力和责任。他们薪俸很高，责任感更强，态度更加严谨。他们不像昔日那样俯首帖耳、被人利用。编辑变得更为公正。不像前一代编辑，他们无法操纵左右记者，记者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新闻作为一种职业在政府事务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这一点在《洛杉矶时报》表现得尤为清楚。诺曼钱德勒已不再任出版人，巴芙钱德勒的兴趣也从政治转向艺术。新的出版人对塑造总统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优秀的、负责任的新闻工作。旨在消除报纸共和党色彩的第一步就是同时为1962年竞选州长的两位竞选人派出采访人员，如果作为加州第一大报的《时报》同时报道两位竞选人，其他报纸就一定会效尤。1962年，威廉斯和麦卡洛克一致同意审查对尼克松和布朗二人报道的长度，确保篇幅相等，他们还希望文体一致。凯尔帕尔默走了，白血病正吞噬着他；他将死在竞选期中。（几年前他离开《时报》去夏威夷，霍奇基斯非常需要他，恳求他回来，但是他的自行离职使他失去了退休金，现在他竟病入膏肓。诺曼钱德勒是一个固执的人，凡是事情和制度相抵触时，他都毫不让步，最后，尼克威廉斯将帕尔默作为政治顾问列入他的私人工资表中。）吉姆巴西特是首席政治撰稿人，虽然他和尼克松关系密切，但他有更强的独立性，他的稿件反映了这一点。整整一年，凯尔帕尔默不断打电话给巴西特，千方百计要《时报》登载更多的支持尼克松的文章。此举失败后，他打电话给尼克威廉斯，告诫他巴西特远非他所期望的那样是尼克松的好朋友，那是巴西特装出来的。然而，《时报》还有另一个新因素，那就是迪克伯格霍尔兹（Dick Bergholz）。伯格霍尔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记者，《明镜》关闭后来到《时报》。一开始，诺曼钱德勒对他稍有不悦之意。是否确实需要伯格霍尔兹进入他的班子呢？他曾和朋友科普利夫妇（Copleys）商谈此事。科普利夫妇经营《圣迭戈团结报》（San Diego Union），伯格霍尔兹曾在该处供职。夫妇俩是虔诚的保守派，他们为伯格霍尔兹担保。不过，伯格霍尔兹在《时报》报道政治的班子中却是新的类型，他思想倔强，咄咄逼人，几乎是好斗。这一点主要反映在他那近乎于惹是生非的态度上，而他写的东西却公允平稳，很难看得出这一点。他不仅对尼克松如此，对所有的政治家都是这样。他说，其实你们不必因为我而忧虑，我对任何人都可能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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