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时代》登了一篇报道，将肯尼迪的听众从八万人降到四万人，肯尼迪自然十分恼怒。恰逢卢斯来拜访肯尼迪。通常，他的怒气发在赛迪身上，而这次却冲着卢斯去了，在他们私下见面时，他痛斥卢斯，告诉他，他的杂志简直不公正，也从不打算公正，菲尔布林格不顾事实，事实也和《时代》杂志，和菲尔布林格绝了缘。此时，赛迪一直在外面等着卢斯。突然，他们两人一齐从椭圆形办公室出来，脸上都绷得紧紧的。肯尼迪抓住赛迪：“他在这儿，这是休赛迪！他是一个公正的人，华盛顿最公正的记者！赛迪，如果你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找到一个较为公正的工人，问他《时代》对我是否公正，他会说什么？”赛迪的眼睛从卢斯脸上看到肯尼迪的脸上，看见两张脸都是紧绷绷的，此刻他真希望自己回到衣阿华州。赛迪终于听见了自己的嘟囔声：肯尼迪说的可能不错，但是华盛顿的工人不能代表全体工人，因为华盛顿是一座交际城。他们离开了白宫，卢斯明显地受到了震动，脸有些灰。他正处在共和党精神和爱国精神的斗争之间。“我不喜欢这样。”他忍不住说道，“我不喜欢美国总统对我，对我的杂志有这种看法。真不愿意这样。”过了一天，他打电话给菲尔布林格，告诉他这个消息，说总统对他很不满意。“那么，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呢？”菲尔布林格问道。“什么也不想。”卢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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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时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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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那本该死的杂志！”
在约翰格伦（John Glenn）结束第一次宇航飞行的那一天，一开始休赛迪感到格外高兴。首先，这一天对美国总统，对整个国家是光彩夺目的时刻，这样，对一名以采访总统为主要任务的人来说也荣耀非常。其间的重大意义，其间的成功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方式写出来，登在他的杂志上，赛迪和几个同事坐在白宫新闻室内观看宇宙飞船在海洋中的溅落——用当时的话来说，全系列运转成功——赛迪和屋里其他人一样感到骄傲和松快，20世纪60年代的所有美国人都有这种感触，此时此刻他们认为自己的制度和技术赶上了苏联。突然，肯尼奥唐奈闯进新闻室，拉住赛迪，在多数情况下肯尼都很友好，是个很好的消息源，他说：“你又出事了，你又出事了！”奥唐奈叫赛迪去椭圆形办公室。在路上，赛迪问是怎么回事，奥唐奈说，事关重大，很严重：《时代》杂志“人民”栏说美国总统故作姿态为《绅士季刊》（Gentlemen誷 Quarterly）的封面拍照。赛迪顿时轻松下来，心想原来是这样一件小事。他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美国总统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正在电视前看宇航员的壮举，总统指着一份《时代》杂志说：“这份该死的杂志太过分了，做得太过分了。你从哪儿搞到这份关于我的古怪的东西？”赛迪此时仍沉浸在国家胜利的欢欣之中，没注意到约翰肯尼迪的脸色，笑了起来。肯尼迪猛地打断他，声音冷峻，充满怒气，他对赛迪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没什么可笑的。肯尼迪说话的时候，赛迪意识到皮埃尔塞林杰和肯尼奥唐奈从他身旁悄悄走开。即使在总统海军助理塔兹韦尔谢泼德（Tazewell Shepherd）和刚刚溅落水面的格伦接通电话的时候，肯尼迪仍在为那本《时代》杂志严斥休赛迪。这是总统毫不掩饰的纯粹爱尔兰式的怒火。“你说我为他们摆弄姿势是什么意思！你安的什么心！你为什么这样写！我从来没有为他们摆弄什么姿势。我会因此成为全国的笑柄。人们会记住我是一个为《绅士季刊》摆弄姿态的人，他们会永远记住这些不体面的事。人们还记得阿瑟戈弗雷（Arthur Godfrey）喋喋不休给一个望台打电话的事，记得卡尔文柯立芝戴的那些帽子，他们也会记住我的这件事。”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谢泼德将军插话说格伦上校的电话接通了。肯尼迪点点头，大步朝电话走去，嘴里还在继续责赛斥迪：“赛迪，你这个杂种，看你能不能把这事改过来。”他拿起话筒，毫无停顿，语气立刻变得甜蜜蜜的：格伦上校，太好了，全国都为你骄傲，这是全体美国人的重大时刻，我个人由衷地为你感到骄傲。他热情洋溢地讲了好几分钟，最后放下话筒，立即转向赛迪，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打岔似的：“你这个杂种，总是这样对待我。你那个该死的杂志！”赛迪后来认为，记者很少能从自由世界的领导那儿得到这样的思想反馈，这同样是一条渠道，对他，对《时代》都是不错的。
任何一方面都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另一方，互相操纵，赛迪在中间，两头受夹攻。这份差事需要的不仅是记者的才能，还需要外交官的技巧。赛迪不得不和两股强硬的势力谈判，他知道其中的分寸，为了《时代》，应该如何与肯尼迪讨价还价，为了肯尼迪，又如何与《时代》讨价还价。他很有能力，把自己一分为二。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双料使者，他的工作很有成效，终于给他带来了好处，给他提供了非同一般的渠道。但是，在肯尼迪生命最后的年头，赛迪注意到，局面渐渐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对该杂志的重要性的估价，也不是对其公正程度的认识，而是因为电视的介入改变了那个先前的等式。在华盛顿，报界的力量急速下降。电视提供了更加宽阔的渠道，它也获得了更加理想的渠道。全城的新闻记者都有同感，当肯尼迪允许电视进入记者招待会时，他们感到气愤，当他与三个广播公司的代表举行过去只有像阿瑟克罗克这样的报界巨人才能参加的谈话会时，甚为愤慨。对报界头面记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和其他公民一样看电视更为屈辱的事呢？这类谈话会至关重要，它不仅越过了传统的新闻招待会的程序，更刺伤报界记者自尊心的是，这类谈话会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是更能显露才智的讲坛。这类谈话会能够引人入胜地展现总统，在谈话会上总统可以谈到各种事件的侧面。旧的秩序正在改变，现在电视正在进入统治地位。1963年初，肯尼迪曾经问赛迪《生活》杂志景况如何。“噢，已今非昔比了。”赛迪回答道。肯尼迪问他症结何在。赛迪说道：“噢，我也不大清楚。广告锐减，一定是电视的原因。”对肯尼迪来说，此事是天平变化的又一个证据。对《生活》杂志来说则意味着痛苦；二十五年来，《生活》杂志的势力在华盛顿一直令人生畏，是全国范围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刊物。人人都希望在《生活》上有一篇好的报道，可以好好地显示一下；艾森豪威尔的人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照片扣了好几天，为的是让《生活》首先披露。过去一直都是这样，而眼下，它的权力在衰减，一个新的，更富有戏剧性的宣传媒介正在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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