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跟“清谈”那件事儿异曲同工，谢安是从不认为，自己有给别人做“表率”的义务，或者他觉得，那样是对别人的轻视。他的一贯思路是：“每个人都应该为了自己的性情活着”……要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还得从他的个性说起：
圣人自有情
谢安是个有情人。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儿不可思议，看他处大事的风格，极其老道而且十分理智，跟他这个“有情”简直就是正相反。不过，他的确是个有情人。而且，他还能把这个“有情”和这个“理智”十分自然地融合到一起。因为他“有情”，所以人们才都愿意亲近他；因为他“理智”，所以人们又都愿意信赖他，这也是他无形中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东西。
那一阵儿名士们常年清谈，自然就形成了不少“学术流派”，其中就有个著名的争论，其焦点是：真正的圣人，到底是有感情的呢？还是四大皆空，心里什么都没有呢？这个问题争了好长时间。我们谢太傅，就是“圣人有情论”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他还认为，平常人和“圣人”之间，并没有太远的距离。这可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那是他还没出山的时候，有一回带着孩子们，到临安那边儿的山里游玩，周围风景极好，谢安是心旷神怡，坐在山石边儿，遥望着前面幽浚的山谷，忽然就自己感叹起来了，这真是和伯夷没什么差别啊！“伯夷”在那时，可是被视为“圣人”的。谢安这心思，颇有点儿以“伯夷”自比了。他意犹未尽，转脸就对孩子们说，其实，圣人跟咱们平常人之间，有时候差得并不远哪。孩子们个个瞧着他讪笑，不以为然。他们想啊，叔叔（伯伯）虽然是很不一般的人了，但是要比起“圣人”，想来还是有点儿差距。谢安一看他们的神色，知道他们没明白自己的心思，也不当回事儿，倒一下儿想起他一直比较认可的郗超来了，于是也不以为然地一笑说，郗超要听了我的话，才不会像你们这样，觉得不着边迹呢。
谢安认为，人就该有情的，圣人也是要有情的。而且这个“情”，不光是“感情”，还是“性情”。要不，对“一往情深”的桓伊，没有实干但“任情”的谢万，他怎么会那么喜欢呢。其实说到底，这就是人性的“真”，这才是他最推崇的东西。
"丝竹缓离愁”
好了，谢安是个有“情”人，追求真情，追求性情，那么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由着性儿来一下儿怎么了？人就应该这么活着呀。于是，就有了他的清谈，他的奢华。说起这个“奢华”，最有名的，就是他对丝竹歌舞近于依赖一般的爱好。
就在跟王羲之争论“清谈误国”那段儿时间，他们俩还有过一回聊天儿，倒正好能让我们看看，这个“丝竹”对我们这些士大夫来说，有多么重要：
可能是谢安刚送走了朋友或亲戚，有点儿忧郁，就对王羲之感叹说，人到了中年，总是很容易感伤，每每有亲友离别什么的，就常常好几天心里难过。“喜聚不喜散”，这是不是也是人之常情呢。这时王羲之听了，也颇有同感，就说，是啊。像我已经是桑榆之年啦，只是就用丝竹音乐来排遣一下儿吧，又常常怕孩子们觉得我打扰了他们的快乐……
真是人生易逝啊。后来我们苏学士对这事儿也十分感慨，写词说：“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
这就是这“丝竹”对谢安的作用。谢万死的时候，他四十刚过，心里难受，就发了个毒誓，十年不再看歌舞。结果就真的坚持了十年。可等到这一开禁，却一下儿收不住了，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到尚书台当了吏部尚书。这回可好，什么国丧家孝，一概都不问了，府里头是天天妓乐笙歌。
人们对这事儿也是议论纷纷，放心，谢安的毛病比谁的毛病传得都快。不过时间一长，大家却发现，无论别人说了什么，谢安都跟没听见一样，你们说你们的，我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士大夫们这一瞧，行啊，他是不想改啦。那好，我们也跟着干。结果，明星人物又起了模范带头儿作用，整个儿建康是一下子歌舞生平。
正直的王坦之是真受不了了，一再地跑来劝谢安，当然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不过他还真是兢兢业业，又给谢安写信，大意是说，你是国家的重臣，这么做不对呀，这根本就是违反礼法！谢安跟王坦之原本关系不错，这回一瞧“礼法”这两个字儿，他心里就烦了。于是回信说，我知道你是十分怜惜我，才对我说这样的话，我爱好的只是音乐，认为顺应人间的真性情，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我只是为了自娱。如果你非要让我遵守什么规矩，崇奉什么“礼法”，我不想做，也不屑去做。我原以为你多少能够明白我的心意，但现在看，你的确没有领会庄子那“濠上之乐”。看来人间真正的相知，实在不易得。王坦之一瞧，这谢安这么固执啊，气得他，立刻又回信，就跟谢安辩论起来了。两人住一条巷子，还非要你一封我一封地写信。结果几个回合，谁也没说服谁。王坦之这回也算领略了谢安的厉害，那是个不可说服的人哪，他想好要做的事，你让他改，门儿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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