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H．Я．卡普斯京：《阵地战战役法》，莫斯科1927年版；
戽．M．卡尔贝舍夫：《防御战役中的工程保障》，莫斯科1938年版；
Д．E．古托尔：《军的宽正面防御》，莫斯科1939年版；
A．И．戈托夫采夫：《步兵师防御行动》，莫斯科1926年版；
B．Д．格连达利：《基本战斗类型中的炮兵》，莫斯科1940年版；
Φ．Π．苏达科夫：《集团军防御战役》，莫斯科1940年版。——作者注
《大纵深战斗守则》写道：“现代条件下，防御者应该准备迎击与大量坦克一起向防御全纵深冲击的进攻之敌。”1936—1939年间各《野战条令》强调，防御应该首先是防坦克和大纵深的。总体上说，防御被看成为了赢得时间、节省兵力、扼守特别重要地区和改变不利兵力对比而采用的一种行动方法。防御不是目的，而只是实施战役保障和准备进攻的手段。
设想过两种防御：阵地防御和机动防御。组织阵地防御的理论经过最周密的考虑和研究。这种防御要成功对抗进攻者坦克和航空兵的密集冲击(攻击)及其炮兵火力，保证在敌人一旦突破时增强抵抗。集团军防御地区应由四个地幅组成：前方地幅、战术地幅、战役地幅和后方地幅，每个地幅包括1—2个地带。集团军防御地带的总纵深达100—150公里。
苏联军事思想在30年代末制定的大纵深战役理论，或者换句话说，大纵深武装斗争样式理论，其大致内容就是这些。苏联迅速发展的工业所建立的物质技术基础，保障了这一理论的可行性
军队的技术改装取得了很大成绩。国防人民委员在193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列举的下列数字证明了这点：从1930年起，坦克的数量增加了42倍，飞机增长了5倍半，重、中、轻型火炮增长了6倍，反坦克火炮和坦克火炮增长了69倍，机枪增长了4倍半。如果说，1930年一个战士平均拥有3．7马力，那么到1939年已经达到13马力，尽管这一期间军队总员额已增长了2．5倍。
同时重新考虑了武装力量建设问题。从混合制过渡到了统一的基于兵制。1936年基于军员额达130万人，到1939年1月1日前，更增至190万人①。大量应征公民是受过普通教育和熟悉民用技术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
①国防部档案。全宗15A，卷宗类目1842，文件1，第24—32、113页；卷宗类目2154，文件4，第27页——作者注。
因此，苏联军事理论反映了武装力量建设实践，是装备了最新技术兵器的人数众多的军队的理论。
大纵深武装斗争样式理论在指挥干部训练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随后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和军训部，在各种规模的演习中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原则进行了系统化和检验。演习是检验理论原则的最有效形式，而这些原则也丰富了武装力量中部队和初级指挥人员的建设和训练实践。
例如，所有兵种的部队和1000多辆坦克参加了基辅军区大演习。在演习中演练了以下问题：步兵军加强若干坦克营和统帅部预备队炮兵突破敌筑垒防御地带；骑兵军发展突破；实施大规模空降；机动机械化军和骑兵师围歼溃逃敌军集团。
1936年秋，在白俄罗斯军区演习中检验了军队夏季战斗训练情况。参加演习的有机械化兵和航空兵大兵团，炮兵，步兵和骑兵兵团及伞降部队。
随后，对军队在演习中的行动作出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结论，这些结论对我国武装力量的尔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关于这点，总参谋长、苏联元帅A．И．叶戈罗夫在自己的讲评中指出，“可以演习总结和结果为基础作出一系列宝贵的战术和战役结论，特别是使用机械化兵团和骑兵方面的结论”。①
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33987，卷宗类目3，卷宗838，第152页。——作者注
总参谋部在各次战役和战略级首长司令部导演中找到了军事理论和实践诸多问题(其中包括与未来战争初期有关的问题)的答案。虽然在这些导演中采用的方案和我们对军队可能行动的设想被战争初期的复杂情况所推翻，但是它们毕竟起过积极的作用。
战争初期问题一直是总参谋部关注的中心。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看，整个战争中的战略计划、动员展开、武装力量训练和有效使用，都取决于这些问题的顺利和正确解决。因此，总参谋部从建立之时起②，就经常(尽管还不够)在30年代后半期举行的军事战略导演和高级首长司令部演习中检验这些问题。
②总参谋部的前身是工农红军司令部(1921年2月起)，1935年9月改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作者在这里应是指1935年9月以后。——译者注
在这方面，1936年4月19日至25日总参谋部根据各边境军区司令员战役集训计划举行的军事战略导演具有示范性。③这次导演的目的，是检验我们根据西部边境形成的战略形势而进行的战役想定是否正确。
③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37977，卷宗类目4，文件2、3、10。——作者注
正如文件所证明，总参谋部对这次十分重要的导演进行了长时间和特别仔细的研究。导演过程中进行的某些设想，特别是对抗击敌人袭击的可能样式和方法及交战双方兵力兵器计算的设想，基本上被1941年的战事所证明。但是，导演中研究确定的一系列原则依据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过时的经验。双方兵力兵器对比设想成均势；“红军”的主力已经处于在边境上展开态势；没有考虑到敌人可能先机展开军队和实施军事行动。导演把双方引到了没有决定性结局的正面遭遇性冲突(形式上类似1914年的边境交战)。突然性因素(众所周知，德国人非常重视这一因素)在导演中没有得到必要的反映。因此，这次导演未能全面检验我军的作战能力，未能制订出与法西斯德军作战的最佳方案。但是，导演对各军区和总参谋部领导人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许多过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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