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是有一套理论的，而这套理论依然具有相当的智慧。玄奘和我们所生活时代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这当然不是一场短短的演讲可以解决的，更不是像上面这样简单明了概括几点就可以交待的。我今天讲的只是个人粗浅的想法，“玄奘精神”、“重走玄奘路”已经成了流行的时代话语，可是这里面究竟有多么丰富的精神内涵和财富，还有待发掘和研究。我们必须理解鲁迅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中的一段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过去阅读这段文章的时候，经常把玄奘仅仅归在舍身求法的人中，实际上玄奘不仅是舍身求法的人，他也是埋头苦干的人，也是拼命硬干的人，也是为民请命的人，总而言之玄奘毫无疑问是“中国的脊梁”，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今天正是需要脊梁的时代。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1）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学院副教授，主攻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研究。1962年生，黑龙江讷河人，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后。著有《敦煌百年》、《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等论著。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 孟宪实
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唐太宗这个问题，非常高兴。我在《百家讲坛》讲过这个题目，今天把精华集中在一起，就叫《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取得的业绩和其他皇帝对比一点也不逊色，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一帝”，“千古一帝”这个词也会用在秦始皇、汉武帝身上。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中国的时候，大概有三个成果是至今我们仍会感到自豪的。因为那是在封建帝制时代，在那个技术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后人继承、学习的典范。值得我们回忆、研究、认真学习的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君臣关系特别好。
唐太宗和魏徵等著名大臣的关系非常好，唐太宗有一个叫“纳谏”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制度规定或经常性的行为，使他和大臣之间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在以前和以后的历史时代很少能够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读物、正规的史料记载或者电视电影更多看到的是君臣、大臣之间经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上面是勾心斗角，下面是尔虞我诈，为一己之私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我们习惯用这种观点看整个历史和所有政治，认为中国历史从来就是一片黑暗。唐太宗时代不是这样，君臣关系良好，彼此之间如同亲人，1300年之后，我们重新看这段历史仍会受到感动。
第二，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很和谐。
我们经常讲的社会关系其实就是阶级关系，即统治集团如何对待社会的弱势群体、劳苦大众。社会关系是否健康，是否美好，主要的表现方面，是看那些最普通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怎样、在国家的地位怎样以及统治集团在制定政策时是否注意到劳苦大众。
我们不能不动容的是，唐太宗时期，最高的统治集团从唐太宗本人开始，很注意老百姓的生活，很注意他的政策是否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在碰到问题时主要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归到百姓身上。比如事情做错了，不会把责任归于百姓，而是先从自身寻找原因。唐太宗曾和大臣讨论一个问题：现在社会治安很差、犯罪的人很多，如何控制犯罪呢？这是朝廷要考虑的问题，有人提出大乱之后人心不古，应当施行严刑峻法，用残酷的法律实施最残酷的打击，老百姓不敢犯罪，就完成了“去贼”的任务。唐太宗不同意，他说：“应当分析为什么百姓会犯罪。凡是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所有的人都有廉耻之心，为什么他们不要廉耻去犯罪？一定是生活无着，被生活所迫。
唐太宗--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2）
老百姓的生活为何会成为这样？一定是政府工作做不好，国家要求的太多，盘剥太多。严刑峻法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要从朝廷找原因，应当减轻对百姓的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如果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就不会有人去犯罪。应当从我开始做，我的要求就要降低减少，国家也要降低减少要求，轻徭薄赋。”想一想，到今天我们对待犯罪这样的社会问题，是不是都这么看待的？1300年之后，我们是否达到唐太宗的水准？唐太宗知道国家是个系统，各种因素互相影响，如果考虑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政策在那样的生产力状况下，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也能达到比较完美的状态。贞观四年的时候，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也就只有200多万户，全国犯死刑的不过几十人，史书评价说那时候刑法快用不到了，因为犯罪率很低。在贞观时代即使是犯罪的人，信守诺言的素质也是很高的。贞观六年时有300多死囚，皇帝和大臣入秋最后一次看望死刑犯，是审判的最后一道程序。前面所有的大臣判完之后，皇帝要亲自过一遍。如果一个死刑犯在皇帝面前喊冤，这个案子必须从头再审，为的是防止法官判案不公。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到大理寺“入秋”，300多死刑犯没有一个人喊冤，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案子法官的审判是公平的，自己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皇帝觉得大理寺的法官很称职，在判案时能够秉公执法，皇帝很欣慰。于是皇帝和300多死刑犯有一个生死之约：给这些死刑犯放一年假，明年秋天再到监狱报到。每个死刑犯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得到了将近一年的假期，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问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命还有一年，你将怎么样度过？唐太宗时代是300多死囚来回答的问题。第二年秋收过后，300多死囚全部到监狱报到。所有人都知道案子已经审判完毕就等待执行了，这一年就是生命的延续。如果逃跑有可能获得更长时间的延续，可是这些死刑犯没有用这样屈辱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人说话都是算数的，既然在皇帝面前立下保证，即使生命不再延续，也要回到监狱报到，所以300多死刑犯按时回到监狱，唐太宗下令这300多死刑犯全部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有些人不能理解，甚至不想理解，有些人说这一定是在做秀，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太多做秀的场面，但唐太宗的这个“做秀”其实是很难的，300多死囚分布在全国各地，那时不能用电视跟踪录像，也没有干警跟踪，我们应该相信这300多死囚是生命的最后觉悟，在最后一刻觉悟到生命的价值，知道信守诺言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事也只有发生在那个年代，后来可能真的很难发生了。除了考虑到犯罪人员自己的觉悟以外，更主要的应当是皇帝，他一定是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一定是觉得那道题很重要，即生命延长一年怎么做。这些死刑犯在最后一年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阶级让他们体会到生命是什么价值、生命应当如何珍视、这一年应当怎么办。没有最高当局这道题目的布置，300多死囚可能到最后也不能明白生命的价值何在。信守诺言表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和唐朝统治者一开始在政策理念上就能注意到百姓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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