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工作经历和精神历程上我们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跟许多美国人一样，“9·11”恐怖袭击后，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变得更加“爱国”了。2004年，20岁的他为了参加伊拉克战争而报名参军，因为当时他认为这是将伊拉克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光荣事业。然而仅仅接受了几周的基本训练后，他就发现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杀戮那些阿拉伯人，而不是去解放他们。后来在一次训练事故中，他摔断了双腿结果被迫退伍，此时他对那场战争的真实目的也已经失望透顶。
但是斯诺登依然相信美国政府本质善良，于是决定像他的家人一样为联邦政府机构效力。虽然没有中学文凭，可他年纪轻轻时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些机会，比如18岁前他曾从事每小时薪资30美元的技术工作，2002年以后一直担任微软公司认证的系统工程师。但在他看来，联邦政府的工作不但崇高，而且从职业发展的角度也很有潜力，于是他开始在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当保安，那栋大楼是由国家安全局秘密掌控并使用的。至于目的，他说是为了得到一份从事绝密工作的权限，以便将来从事相关的技术工作。
尽管斯诺登只是个辍学生，但却很有技术方面的天赋，而且年纪轻轻就表现出来这种天赋。虽然他年纪尚轻，没受过正规教育，但这个特点以及他显而易见的聪明大脑却使得他在职场能够迅速发展，很快便在2005年从一介保安升职为中情局的技术专家。
他解释说整个情报圈都急需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圈子已经发展得非常庞大，盘根错节，难以找到足够的人员来维持运作。因此国家安全机构只好从非传统的人才库中招募员工。具备高超的计算机技能的人往往年纪不大，有时候还宅在家中，而且在主流教育体系中不怎么出色。他们往往认为互联网文化要比正规的科班教育更让人动心。斯诺登成了他所在机构IT团队的重要成员，他显然比多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同事知识更渊博、水平更高。他感觉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环境，他的一技之长也可得到回报，而学历方面的缺憾也可被忽略。
2006年，他从为中情局短期打工变成了全职员工，从而增加了工作机会。2007年在海外工作期间，他了解到中情局要招募一名精通计算机系统的员工。因为上司给他写的推荐信多有褒奖之词，他应聘成功，最后被安排到瑞士为中情局工作。他在日内瓦待了3年，一直到2010年，他公开的身份是外交人员。
据斯诺登描述，他在日内瓦的工作远远不仅是“系统管理员”那么简单，他被看作驻瑞士人员中技术和网络安全方面的高级专家，被派往各地出差解决无人能解决的一些问题。2008年在罗马尼亚举行北约峰会期间，他被中情局特别安排去为总统服务。尽管取得了这般的成功，可正是在中情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斯诺登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极为忧虑。
“维护电脑系统所具有的权限，使得我接触到很多秘密情报。”他告诉我，“其中有许多事情非常糟糕。我开始明白，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真实行径与我先前接受的教育中所说的存在多么大的差别。”
他举了一个例子：中情局特工曾想要招纳一名瑞士银行家，以从他那里获取机密信息。他们想了解与美国有利益关系的人们的财务交易情况。斯诺登说一位秘密特工主动与这位银行家交好，在一天晚上把他灌醉，并且怂恿他开车回家。当这位银行家被警察拦下并因酒驾而拘捕时，这位中情局的探员主动提出帮他解决问题，但条件是他必须跟中情局合作。他们所做的工作后来以失败告终。他告诉我：“就因为他们没能奏效的方案，那个人的生活被彻底搞垮了，而他们却一走了之。”斯诺登说除了这场阴谋本身让人不齿之外，那些探员吹嘘他们的做事手段时脸上的骄傲之情也让他感到愤懑。
他曾经多次提醒上司留意计算机安全和系统方面他感觉越过道德底线的一些问题，结果几乎每次都遭到回绝，这让他愈发感觉心灰意冷。
“他们会说这不关你的事，或者嫌你一知半解、胡说八道，基本上就是让你不要瞎操心。”他说。斯诺登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有太多的担心，这一点让他的上司很是不快。“就在这时我开始意识到要推卸责任有多么容易，权力越大越缺乏监管，越没有责任。”
2009年年底，灰心丧气的斯诺登决意离开中情局。就是在这个阶段，在日内瓦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考虑要去揭发爆料。
“当时你为什么没这样做呢？”我问道。
这是因为当时他想的是——或者至少希望——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会进行改革，不再出现他见过的那种滥用权力的极端情况。奥巴马就职时曾经宣誓说，要改变因为针对恐怖主义发动战争而引起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力滥用情况。斯诺登以为至少情报界和军方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会好转。
“但后来我发现，毫无疑问，奥巴马不仅仅是在继续这样行事，而且在许多方面更加肆无忌惮。”他说道，“我意识到我不能坐等领导人来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力体现在首先采取行动，为别人做出榜样，而不是指望别人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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