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身份的曝光，斯诺登唯一担心的是会因此分散民众对问题本质的注意力，他表示“我知道媒体会把各种事件贴上人的标签，而政府会希望围绕着我开展报道，并攻击提供信息的人。”他计划一开始将自己曝光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让民众继续关注国安局及其监控行为。“公开身份并作些说明后，”他说，“我就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了，我不想成为关注的核心。”
我决定不在第一篇报道中曝光斯诺登的身份，而是再等一个星期，这样我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地曝光整个事件的开头部分。我们的想法很简单：要尽快开始爆料，一天爆一篇猛料，在还未揭露知情人身份的时候就将整个事件报道完毕。会面结束时，我们仨达成了一致，并制订了一个计划。
待在香港的剩余时间里，我每天都跟斯诺登见面详谈。尽管服用过帮助睡眠的药物，我每晚的睡眠时间也从没超过2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利用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撰写稿件。等文章开始发表后，我再接受采访讨论这些文章的内容。
斯诺登让我和劳拉来决定曝光哪些材料，以及按照何种顺序、以怎样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在民众眼前。但在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斯诺登就像此前和此后许多次所做的那样，强调我们迫切需要仔细审查所有的材料。“我挑选这些文件是基于公众的利益，”他告诉我们，“但是得靠你们从记者的角度来判断哪些可以发表出来让大众知晓，同时又不会伤及无辜。”不为别的原因，斯诺登知道真正引发公众讨论的前提是不会授美国政府以话柄：公开发表这些文件会危害到部分人的生命安全。
他还强调说关键是要通过媒体发表这些文件，也就是跟媒体合作，撰写提供材料背景的文章，而不是大批量地将其发表出来。他相信这样做可以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可以允许公众更加条理、更加理性地了解爆料的内容。“如果我想大规模地把这些文件在网上发表，那么我自己做就好了，”他说道，“我希望你保证依次发表这些文章，以便民众能够明白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们都同意按照这个模式开展报道。
斯诺登向我解释了多次，称他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想让我也参与其中，是因为他知道我会积极地报道此事，而不会受到美国政府威胁的影响。他频频提到《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主流媒体都曾经按照政府要求对一些重大事件噤声。不过，尽管他想要积极的报道，他也仍需要一些做事严谨的记者花时间全面彻底地检查所有文件，以确保报道时提及的各种细节都无懈可击。他告诉我：“我给你的文件中有些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帮你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以便你可以采用恰当的方式报道。”
在香港待了一整天后，我离开斯诺登的旅馆房间，回到我自己的房间，熬夜写了4篇文稿，希望《卫报》可以立即刊登。比较急迫的情况是：我们需要在斯诺登在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一步发表言论前能和我们一起检查尽可能多的材料。
情况紧急还有另一层原因。在去往肯尼迪机场的出租车上，劳拉第一次告诉我她与几家大型媒体机构和一些记者谈过斯诺登的事。
这其中就包括曾经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巴顿·格尔曼，此人曾任职于《华盛顿邮报》，现在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劳拉没能说服几个人跟她一起去香港，但格尔曼一直都对监控行为感兴趣，因而对这件事自然也就非常感兴趣了。
由于劳拉的建议，斯诺登允诺给了格尔曼“一些文件”，想要跟他以及《华盛顿邮报》合作披露一些具体情况。
我对格尔曼抱有敬意，但《华盛顿邮报》却让我不齿。在我看来，《华盛顿邮报》是华盛顿地区恶霸媒体的核心，具有美国政治媒体各种最邪恶的特点：与政府紧密勾结，巴结国家安全机构，排除一切反政府声音。2004年，这家报纸自己的媒体评论员霍华德·库尔茨（Howard Kurtz）曾撰文证实，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华盛顿邮报》系统地放大了支持战争的声音，对反战的声音却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库尔茨的结论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惊人地一边倒”，支持发动战争。《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现在仍然是美国军国主义、秘密行动以及监控行为最狂热、最愚蠢的支持者之一。
劳拉交给了《华盛顿邮报》一份独家新闻的材料，尽管他们没有为此付出努力。上交那份材料并不是知情人斯诺登的最初选择，而是在劳拉建议之下的行动，可他们却无动于衷。事实上，我与斯诺登的第一次密谈正是因为他对《华盛顿邮报》畏首畏尾的做法感到愤慨。
这些年来，我对维基解密曾偶有微词，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会时不时地把一些重大爆料交给体制内的媒体组织，让他们尽力保护政府，从而提升自身在新闻界的地位和重要性。对于绝密文件的独家爆料可以提升出版物在业界的地位，让写出新闻的记者更有知名度。将斯诺登这样的独家新闻提供给独立撰稿人和媒体机构就更有道理了，因为这样做可以放大他们的声音，提升他们的地位，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更糟糕的是，我知道《华盛顿邮报》会遵循制约体制内媒体如何报道政府机密的那些保护性潜规则。按照这些规则，政府要控制披露哪些信息并降低甚至消除由此造成的影响，因此编辑首先要去拜访官员，告知他们即将发布何种新闻。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然后再告诉编辑们由于披露这些信息国家安全方面会遭受的各种损失，接着双方需要花时间商量并确定能够见诸报端的内容和不宜公开的内容。最好的情况也是长时间的拖延。通常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都会被过滤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05年在报道中情局海外“黑狱”的情况时，《华盛顿邮报》隐瞒了这些监狱所在的国家，从而使得中情局的非法海外监狱得以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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