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种情况并没出现，而且还差得很远。简宁告诉我还有“很多”法律问题要处理。她说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就会进入我厌恶的环节：《卫报》向政府官员汇报我们的计划，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劝阻我们。我勉强接受这种说法，即《卫报》向政府汇报是为了给后者机会解释为何不能发表，如果此举不是拖延术，而只是为了让我们延缓几周再发表以期减小其影响的话。我宁愿看到《卫报》让政府不得不出面禁止发表这些稿件。
“听起来要发表这个稿子还得等上几天甚至几周而不是几小时吧。”跟简宁网上交流时，我将满腔的怒火和烦躁一股脑儿地抛了出来。“我再重申一次，我会尽一切可能保证文章即刻发表。”这种威胁含蓄却又直白：如果不能在《卫报》上立刻刊登，那么我会另想他法。
“这点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简短地答道。
这时已是纽约的深夜，我知道一切都只能等到第二天再进行。之前我很沮丧，但这一刻我变得十分忐忑，急于知道结果。《华盛顿邮报》打算刊登有关“棱镜”计划的报道，而作为署名作者的劳拉也从格尔曼那里听说他们会在周日也就是五天后刊登这篇文章。
跟劳拉和戴维商量过后，我发现我不想再等《卫报》做出行动了。我们一致同意开始另想办法，如果继续拖延我们必须有备用方案。我曾在《民族》 （The Nation）周刊和《沙龙》网络杂志发过很多年的稿子，给他们打电话后很快便收到了回音。两家杂志都告诉我他们愿意在几小时内立刻刊登有关国安局的那篇稿子，提供我需要的一切帮助，律师已经准备好立刻审稿了。
有两家政治媒体愿意而且迫切希望把国安局的丑事昭告天下，这点让我士气大振。但是跟戴维商量之后，我们想到了一个效果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不借助任何媒体机构，直接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的网站，域名就叫作“揭秘国安局”，然后在那里发布文章。一旦我们将手头大量的有关国安局监控行为的宝贝资料公开，就会很容易招募到编辑志愿者、律师、调查员和经济上的支持者，组成一个崇尚透明、坚持发布反体制新闻的团队，一起来报道这次美国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爆料事件。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些文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曝光国安局秘密监控行为的机会，而且还可以曝光现有媒体腐败的运作机制。以独立的新式报道方式曝光多年来最为重大的事件，而且不借助任何大型媒体机构，这对我极具吸引力。这将极具魄力地强调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强调重大新闻的报道能力并不依附于影响力的媒体。新闻自由不仅保护职业记者，还保护了所有从事新闻报道的人，无论他是否有工作单位。我们在没有大型媒体机构的保护下将上千份国安局机密文件公布出来，这一步所体现的大无畏精神对其他人也是一种鼓舞，鼓励大家一起进行新闻报道时不再畏首畏尾。
那天晚上我几乎又熬了一个通宵。凌晨时分我就给值得信赖的一些人打电话咨询，有朋友、律师、记者，也有曾经密切合作的同事。不出所料，他们都给出了相同的建议：单枪匹马这样做太过冒险，必须得到媒体机构的支持。我希望得到一些反对独立行事的论据，他们也的确给出了很多充分的理由。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在听过各种告诫之后，我在与劳拉网上联系时又再次拨通了戴维的电话。他坚定不移地表示，投靠《沙龙》网络杂志或者《民族》周刊太过谨小慎微，等于不进而退。如果《卫报》继续拖延，那么只有在一个新创建的网络平台上发布消息才可能体现大无畏的精神。他还说这样做会影响全世界的人们。尽管一开始疑虑重重，劳拉也同意大胆地迈出这一步，创建一个全球化的网络，将所有渴望公开国安局监控情况的人联系起来，这将带来深远而又重大的意义。
于是在香港时间的当天下午，我们共同决定，如果《卫报》截至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2点仍不愿意将文章发表的话，我就立刻终止与他们的合作，把有关威瑞森公司的文章帖到我们的新网站上去。虽然很清楚其中的风险，但我依然为这个决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我也明白，有了这个备用方案，那天我跟《卫报》商讨这件事时会更有底气：因为我感觉不再必须依靠他们才能报道此事，摆脱对他们的依赖为我增加了力量。
那天下午跟斯诺登在网上交流时，我告诉了他这个计划，他的回应是：“相当冒险，不过很大胆，我喜欢。”
我赶紧睡了几个钟头，在香港时间下午三四点钟时醒来，发现离纽约时间周三的早晨还有几个小时。我知道按道理我得给《卫报》下最后通牒了。我想把这件事继续下去。
我一看到简宁上线就赶忙问她事情的进展。“我们今天能发表吗？”
“希望如此吧。”她回答道。她含糊其辞的答复让我有些恼火。那天早晨《卫报》仍尝试跟国安局取得联系，向他们汇报此事。她说等收到回复我们就知道时间安排了。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等。”我说。此时的我对《卫报》的拖延彻底失去了耐心。“这么清楚明了的一件事，无论我们是否发表，又有谁会去在意他们怎么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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