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斯诺登的房间里碰面时气氛总是非常紧张，而当文章发表后氛围就更加紧张了。我们不清楚国安局是否已经判断出了泄露机密的知情人是谁。如果他们已经查明情况，那么他们会知道斯诺登的住处吗？随时都很可能有人敲响斯诺登房间的门，让我们的合作非常不愉快地瞬间终止。
我们交流的时候，电视一直开着，似乎一直有人在谈论国安局的问题。关于威瑞森公司的新闻播出后，新闻节目基本上一直在谈论“不加区分地大量收集”、“当地的电话记录”和“滥用监控权”。在讨论后续报道的过程中，我和劳拉看到斯诺登一直在关注他引发的这股狂潮。
香港时间下午2点的时候，我接到了简宁打来的电话。
“发生了非常怪异的事情，”她说，“各家电信公司都极力否认国安局文件的内容。他们坚持说从没听说过‘棱镜’计划。”
我们分析了他们否认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原因。要么是国安局的文件夸大了这家机构的本事；要么电信公司根本就是在撒谎，或者接受采访的人不清楚他们公司跟国安局之间的安排；要么“棱镜”计划只是国安局的一个内部编号，从未跟这些公司提及。
不管原因何在，我们必须重写新闻稿，不仅要把他们的否认包括进去，还要把报道的核心改为国安局文件和电信公司姿态之间奇怪的分歧。
“我们把这种分歧公开出去，让公众评判吧。”我建议说。这篇报道将会推动公众公开讨论互联网行业针对用户的通信信息采取的手段；如果电信公司的说法跟国安局不一致，那么他们就需要在世人面前做出说明，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简宁同意了我的提议，两小时后给我发来了关于“棱镜”计划的新版本文稿。标题如下：
国安局的“棱镜”计划利用了一些公司的用户数据
. 绝密的“棱镜”计划宣称可以直接利用包括谷歌、苹果和脸书等公司的服务器数据
. 这些公司都宣称不知道2007年以来就在执行该计划
引用了国安局描述“棱镜”计划的文件后，这篇文章指出，“尽管文件中提到该计划得到了各家电信公司的帮助，但在《卫报》要求发表评价时，所有做出回应的公司都否认知悉这一计划。”我感觉这篇文章写得很棒，而简宁也承诺说半小时内就将其发表。
在百无聊赖地耗时间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聊天信息弹出时发出的声音。我以为是简宁发给我的确认信息，告诉我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已经发表。信息虽然是简宁发来的，但内容却出乎我的意料。
“《华盛顿邮报》刚刚发表了他们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她告诉我。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很纳闷，难道《华盛顿邮报》突然改变了发表的时间安排，要提前几天发表关于“棱镜”计划的报道文章？
劳拉很快就从巴顿·格尔曼那里了解到，那天上午美国政府的官员接触《卫报》商讨“棱镜”计划的问题时，《华盛顿邮报》听说了我们的意图。那是因为其中一名政府官员知道《华盛顿邮报》也在进行类似的报道，就给他们通风报信了，结果他们为了防止我们抢先就加快了速度。
这时候我更加痛恨这个工作流程了：一位政府官员已经利用了这种出版前的流程安排来确保他偏爱的报纸首先发表文章，可这个流程原本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设计的。
得知这条信息后，我留意到了推特网站出现了关于《华盛顿邮报》“棱镜”计划文章的爆发性讨论。可是等我仔细一看，却发现文章少了什么，其中没有提到国安局版本的官方声明和互联网公司声明之间的分歧。
《华盛顿邮报》文章的标题是“美英情报机构通过范围广泛的秘密计划从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收集数据”，文章指出，“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在直接利用美国9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中心处理器，获取音频和视频交流、照片、电子邮件、文件以及连接日志方面的资料，帮助分析师们追踪国外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文章宣称这9家公司“在知晓内情的前提下参与了‘棱镜’计划的运作。”
我们关于“棱镜”计划的报道是10分钟后发表的，关注的中心略微有些不同,用词更加谨慎一些，但是特别渲染了一下互联网公司的竭力否认。
一如既往，民众的反应是爆炸性的，而且是国际性的。跟通常位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威瑞森公司这种电话服务商不同，互联网巨头们都是跨国大公司。世界各地几十亿的民众，无论位于哪个大洲，都以脸书、Gmail和雅虎作为基本的通信方式。得知这些公司已经秘密地跟美国国安局合作，把客户的通信信息提供给他们，全球各地的民众都感到震惊。
现在人们开始推测，或许先前关于威瑞森公司的报道并非孤立事件，因为这两篇文章表明国安局出现了严重的泄密。
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发表后，我再也无法像先前那样读完收到的全部邮件，更不要说回复了。略微浏览一下收件箱，我就发现几乎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媒体都希望采访我：斯诺登引发的世界性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尽管文章发表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不由想到了我们仍然还要报道的众多文件，想到了这件事对我的人生的意义，想到了这件事对世界的影响，想到了美国政府意识到当前情况后会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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