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斯诺登不但无视这些恐吓，还表现得极其直接。勇气是可以传染的，我知道他会鼓舞许多人做同样的事情。
6月9日星期天，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点，《卫报》发表文章把斯诺登介绍给了全世界：“爱德华·斯诺登：国安局检控爆料背后的告密者。”文章的第一部分重点推出了劳拉拍摄的12分钟视频，第一行写道：“美国政治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爆料的责任人是爱德华·斯诺登，中情局29岁的前技术助理、国防项目承包商博思艾伦公司的现任员工。”文章讲述了斯诺登的故事，描述了他的动机，并指出，“跟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布拉德利·曼宁一样，斯诺登将作为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告密者名垂青史。”我引用了斯诺登先前说过的一句话：“我知道自己会因为此举遭受惩罚……但即使只有瞬间，只要统治我深爱的这个世界的那个联盟能被揭露，那么我就会感到满足，因为它是由秘密法律、不公平的赦免和不可抗拒的行政权力组成的。”
民众对文章和视频的反应是我前所未见的。艾尔斯伯格第二天也在《卫报》撰文称，“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比爱德华·斯诺登爆料国安局更加重大的检举事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40年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仅仅在最初的几天里，就有几十万人把视频的链接发布到了他们的脸书网页上。接近300万人在YouTube网站观看了访谈，还有许多人通过《卫报》的网络版知道了这件事。如此强烈的反响不但令人震惊，同时也是对斯诺登勇气的鼓励和肯定。
劳拉、斯诺登和我一起注视着他的身份曝光后引发的反应，在此期间我和跟《卫报》的两位媒体策略师商讨了该接受哪些电视台周一的采访。最后我们选择了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的《早安乔》，此后再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今日秀》节目的采访。这是我们最早接受的两场访谈，将会影响到那天媒体对斯诺登的报道。
可是还没等去接受采访，我们就被早晨5点打来的一个电话转移了注意力，当时离发表那篇文章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电话是长期以来一直阅读我文章的一位读者打来的，他居住在香港，那个星期我一直在跟他联系。他说很快全世界的人都会在香港寻找斯诺登，说斯诺登迫切需要香港人脉良好的律师的帮助。他身边有两位出色的人权律师愿意代理斯诺登的事务。他问他们三人能否立刻来我住的旅馆。
我们约定晚些时候再谈。于是我睡了几个小时，到早晨7点左右，他就又打来了电话。
“我们已经来了，”他告诉我，“在你们酒店的楼下。我跟两位律师一起。你们住的酒店大堂里到处是照相机和记者。媒体都在搜寻斯诺登住的酒店，很快就会找到，律师说关键是在媒体找到他之前跟斯诺登见面。”
半梦半醒地，我抓起身边的衣服穿上就来到门边。一开门，各色照相机的闪光灯就照到了我的脸上。媒体记者显然买通酒店员工而得知了我的房间号码。两位女性记者自称是《华尔街日报》香港分部的人，包括带着一架大型照相机的人在内，其他人都是美联社的员工。
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组成一个半圆跟着我走向电梯，然后跟我一起涌进电梯，不停地问问题，我就简单随便地做了些回答。
进入酒店大堂后，另一堆记者也加入了进来。我想找那位读者和律师，但身边挤满了记者，难以自由活动。
我尤其担心记者们会跟着我，导致律师们无法见到斯诺登。最后我决定在大堂里举行一次即兴的记者招待会，回答他们的问题后让记者离开。15分钟后，多数记者都离开了酒店。
随后我碰到了《卫报》的首席律师吉尔·菲利普斯（Gill Phillips），这让我放松了下来。她是从澳大利亚去伦敦的路上，在香港留了下来给我和埃文提供法律咨询的。她说打算想尽办法让《卫报》来保护斯诺登：“艾伦坚持认为，我们应提供给他全面的法律支持。”我们想多谈一下，但因为还有几位记者没走，因此我们没法不受干扰地继续谈话。
最后我找到了那位读者和他带来的两位香港律师。我们计划了一下怎样谈话才不会被跟踪，最后一起逃到了吉尔的房间。虽然还有一批记者在尾随，我们还是当着他们的面关上了房门。
我们立刻开始行动。律师们希望立刻见到斯诺登得到为他代理的正式授权，以便他们代表他采取措施。
把斯诺登交给他们前，吉尔利用手机疯狂查找关于这两位律师的信息，因为我们刚刚见面，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底细。她通过找到的信息得知，这两位律师的确在维护人权和帮助政治避难者方面颇有建树，也与香港当地的政治圈子有着密切联系。我登录了聊天软件，发现斯诺登和劳拉都在线。
如今住在斯诺登所在酒店的劳拉十分确定，那些记者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他们的位置。斯诺登显然急于离开。我告诉了他律师的情况，说他们准备去他的酒店房间。斯诺登说他们最好来接他，然后带他去安全的地方。他说现在是该“按照计划向全世界寻求保护和公正了”。
“但是我需要避开记者离开酒店，”他说，“否则他们会一路跟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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