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基地问题专家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right）也同样拆穿了国安局收集元数据可以阻止“9·11”袭击的说法，解释称中情局“未能将关键性情报提供给联邦调查局，而后者是在美国调查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来自美国境外的攻击具有最高权威机构”。他认为联邦调查局原本可以阻止“9·11”事件的发生。
该机构原本有法律保证可针对在美国与基地组织有染的每个人都采取监控措施，本应跟踪他们的行迹，窃听相关电话，克隆其电脑数据并读取电邮，要求提交他们的医疗、银行和信用卡记录。它有权要求电话公司提供他们的电话记录，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元数据收集计划，只需要和其他的联邦机构展开合作即可，可是出于某种琐细和不明朗的原因，这些机构选择向最有可能阻止恐怖袭击的调查机构隐藏了重要线索。
政府掌握了必要的情报，却未能对之充分理解或就此采取行动。事后的解决方案是启动大规模的全面数据收集计划，然而这其实根本于事无补。
一次又一次，从各个角落冒出的以恐怖袭击来为监控行为辩解的说辞都变成了虚伪的借口。
实际上，大规模监控起到的效果适得其反：它使得侦破和阻止恐怖行径的难度愈发加大。民主党国会议员拉什·霍尔特（Rush Holt）身为一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国会中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之一，他指出收集所有人的通话交流记录只会使得真正的恐怖分子所商讨的阴谋变得模糊不清。采取有针对性而非不加区分的监控将提供更具体有效的情报信息。当前的做法使得情报机构数据泛滥，他们根本无暇对之有效地分类处理。
除了所提供的信息太过泛滥之外，国安局的监控计划还导致国家的脆弱性与日俱增：安全部门对保护普通互联网交易（诸如银行、病历和商业）加密措施的改写使得这些系统极易受到黑客和其他敌对势力的渗透攻击。
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在2014年1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文指出：
大规模监控措施不仅毫无作用，而且还花费不菲……它破坏了我们的技术系统，因为就连互联网协议都变得不再可信……值得担忧的并非只有国内的权力滥用，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对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技术所采取的监控措施越多，我们自己也会越容易受到他人的窃听。我们并非是在国安局可以进行监控的数字世界和受到国安局保护无法实施窃听的世界中二者选择其一，而是在容易遭到所有攻击的脆弱世界和对所有用户都固若金汤的安全世界二者间进行选择。
也许对恐怖袭击最无底线的利用，就是对其夸大其词。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风险简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远远小于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约翰·穆勒（John Mueller）教授曾就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反恐开销的平衡写过大量文章，他于2011年解释称：“在作战区域之外，全世界死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基地组织的追随者也许不过几百人之多。这与每年在浴缸中溺死的人数基本相当。”
据麦克莱齐报业集团（McClatchy）报道，“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公民在海外死于交通事故或肠道疾病的人数都会高过葬身于恐怖袭击的人数。”
就为了这点风险，我们取消对政治体系的核心保护，打造出一个监控无所不在的国家，这种想法实属不切实际。可是恐怖威胁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利用。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因认为其安保措施不到位而产生的争议不断。由于签约公司无法按照协议提供足够的保安数量，世界各地传来的刺耳批评声音都声称，本届奥运会将在应对恐怖袭击方面可谓手无缚鸡之力。
在伦敦奥运会安然无恙地结束后，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中指出，和以往一样，人们的强烈抗议是受到对恐怖威胁过分夸大的影响。他援引约翰· 穆勒和马克·G·斯图尔特（Mark G. Stuwart）在美国《国际安全》杂志（International Security）发表的文章，文中分析了50起针对美国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阴谋”，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上所有犯罪分子都是‘无知无能、不见成效、愚蠢混乱、组织散乱、执迷不悟、毫不专业、愚钝低能、不切实际、荒谬可笑’”。穆勒和斯图尔特还引用了负责跨国威胁的前任副国家情报官格伦·卡尔（Glenn Carle）的观点，他称，“我们必须看到圣战主义者不过是一小撮危害极大、各踞山头的可恶反对势力”，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基地组织的“实力远不及自己所想象那般强大”。
然而，由于对恐怖主义袭击的恐惧，使得太多的实力派人物手中握着既得利益：因为政府方面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根据，监控和武器行业需要大笔公众资金，华盛顿的永久实力派人物需要努力将各自的工作重点置于不会受到真正挑战的位置。史蒂芬·沃尔特提出了下列观点：
穆勒和斯图尔特估计，在国内国土安全方面的开支（例如，不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在“9·11”事件后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而每年死于美国国内恐怖袭击的风险不过才是1/350万左右。通过保守估计和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他们预计若是这些开销能得到成本有效性的应用，“则每年足以阻止、预防、挫败或保护333起极大规模的完全有可能得逞的恐怖袭击”。最后，他们担心的是这种对威胁的夸大其词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政客和“反恐专家”不再拿此类危险炒作，公众依然认为此类威胁非常严重，而且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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