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很快就会对此有所了解，而且是从能提供指导的高人那里得到指点。
收到包裹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那周，劳拉告诉我说需要立刻交流一下，但只能通过OTR聊天的方式。OTR是可以让我们在网上安全交流的一种加密程序，先前我曾经使用过。借助谷歌的帮助，我安装了这种聊天软件，注册了账户，把劳拉的用户名加入了我的“好友名单”，她立刻就上线了。
我问她那些绝密文件在哪里。她告诉我，知情人将会提供那些文件，她那里没有。她问我愿不愿意过几天陪她一起去香港。我问她能否确定值得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她是否已确定了知情人的真实身份。她用加密方式回答说：“当然已经确定，否则我怎么会让你陪我同去香港呢，”由此推断，她肯定从知情人那里拿到了些有价值的文件。
不过她还告诉我，有个问题正变得越发严重。知情人情绪很低落，因为事态进展不畅，而且还有新的转折，即《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也可能掺和进来。劳拉说我必须立刻跟他直接交流，向他做出保证，并安抚他日益不耐烦的情绪。
没出1小时，知情人就给我发来了邮件。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但实际上邮件是辛辛纳图斯发来的。这是自1月间关于我缺少加密软件的那场谈话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联系。
发送邮件的电子信箱是：Verax@×××.×××。在拉丁语中，“Verax”意指“说出真相的人”。邮件的主题是“需要谈谈”。“我在跟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做一个项目”，邮件写道，暗示是他这位匿名知情人在跟劳拉联络。
“近期你必须抛开所有短程旅行安排来与我见面，你需要参与到其中，”他写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尽快谈一谈吗？照我看，你使用的通信设备安全性并不怎么样，不过我会针对你现有的条件想办法的。”他建议我们通过OTR方式交流，并给了我他的用户名。
我不清楚他说的“抛开短程旅行”是什么意思：先前我曾告诉他自己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香港，但绝无拒绝前往之意。我以为这是沟通不畅的原因，于是立刻做出回复，“为介入其中，我愿意想尽一切方法。”并建议即刻通过OTR方式联络。把他的用户名加入我的OTR好友名单后，我开始等待。
不到15分钟，我的电脑就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显示他已经上线。带着一丝紧张，我点击了一下他的名字，输入了“你好”两字。他回应了我的问候，然后开始了彼此的交流。此时我感觉到，这位知情人手头掌握有美国监控情况方面相当数量的秘密文件，而他至少还想要再透露其中的部分内容。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自己定会参与其中，尽管对这位知情人的名字、就职单位、年龄等信息仍一无所知，我仍表示“愿尽我所能报道此事”。随后知情人又问我能否前往香港与他见面。因为不想让他感觉我在借故套取信息，所以我并未询问他在香港的具体原因。
确实，从一开始我就决定把双方交谈的主动权交给他。如果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香港，他自会做出解释。如果想让我知道他手头有什么要爆料，他也会如实相告。对我来说，采取这种被动的姿态绝非易事。我曾从事过律师行业，现在的身份是记者，有问题时已经习惯了咄咄逼人的质询，而我心中有数百个问题想要找出答案，但我深知此时他的处境微妙。
抛开其他方面的真实性暂且不说，我很清楚此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在美国政府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事情。从他对安全通信的极度重视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谨小慎微。由于对他的身份、动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顾虑都所知甚少，显然我必须保持克制，谨慎行事。因为我不想让他生疑，所以就迫使自己接受他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而不是主动挖掘信息。
尽管我不清楚为什么他偏偏会出现在香港，也不知缘何他希望我也能前往那里，我还是答复他，“我当然会去香港。”
那天我们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他首先关注的是劳拉已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Barton Gellman）说起过先前给她的一些国安局文件。那些文件与“棱镜”计划这一具体方案有关。按照“棱镜”计划的部署，国安局可以从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雅虎（Yahoo）、Skype这类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收集私人通信信息。《华盛顿邮报》并未就此立刻大肆报道，而是召集一批律师进行咨询，可律师们提出了诸多要求，并发出危言耸听的种种警告。在知情人看来，这意味着他将提供一个前无古人的新闻机会，《华盛顿邮报》却因恐惧而不敢有所作为，而他也担心《华盛顿邮报》涉及的圈子可能会走漏风声，从而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
“我对事态的发展很不满意，”他告诉我，“我本想让其他人来报道‘棱镜’计划，而让你专注于揭露更宽泛的内容，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大规模监听内容；但现在我更倾向让你来报道此事。我读你的文章已颇有时日，”他说道，“深知你做此事定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我很愿意，”我告诉他，“现在具体商量一下需要我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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