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对方人多，却也没占便宜，个个带花。那以后没人敢欺负我，街巷内外，学校上下，都知道我三哥一人敢打五个，不要命，千万不要招惹。
三哥并不只以打架出名，我们家几个孩子里，数他最聪明灵秀，学什么会什么，而且长相出众，让我当小妹的很自豪。三哥刚来时又瘦又小，除了一身臭汗，绝无光彩，母亲总说他在台湾一定没吃过饱饭。到我们家后情况不一样，母亲管他吃喝，大姐管他收拾，几年内他就长开了，很快长得比家里其它人都高，邻居个个夸奖三哥“很好才”，也就是长得好，好人才，小帅哥一个。我们家几个孩子个头都不高，因为母亲是矮个儿，我们身材都随母亲，三哥跟我们不一样，一长长到快一米八。同样是钱以未的儿女，为什么就他长得不一样？分析原因，估计是他的生身母亲个头不矮。
母亲因此有些心酸，说还是人家会生。
三哥说：“是阿姆会养。”
母亲因此就释怀了。
三哥初进家门时像个哑巴，大姐看了都有意见，说小狗还会汪汪。长大之后三哥性情大变，再不是那种闷声不语、满肚子炸药模样，他很会说话，知道什么话能让母亲高兴。他还是我们家最会讲笑话的人，什么事情到他嘴里都特别有趣，能把一家人逗得哈哈不止。三哥为人慷慨，生性乐观，天大的事情拿得起放得下，很有人缘。
三哥上高小时，学校里有一位陈姓老师很喜欢他，认为他特别懂事，禀赋不凡，可以栽培。陈老师是教算术的，爱好物理，三哥跟这位陈老师很相投，他管老师叫“陈姓”，也就是“陈先生”，通过这位陈老师，三哥对电学产生了莫大兴趣，立志将来要当一名电气技师。当年我们身边少有电器，家里点的是煤油灯，亲友问候靠书信，偶尔才有机会看场电影，但是三哥却已预见未来，认定将来世界都将电气化，电气技师肯定受欢迎。陈老师家里有一架日本产收音机，老师让三哥跟着他把收音机拆了，变成一堆零件，再一个一个焊接起来，重新组装成一架收音机。三哥做这种活很有悟性，得心应手，陈先生非常欣赏。
“将来你会干这个。”他对三哥说。
陈先生说对了，但是没有全准。三哥走上了另一条路，他去游击队后当过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然后当了游击队的敌工队长。
是日寇把三哥引上了这条路。
三哥上初中那年，日本鬼子占领厦门，厦门百姓在铁蹄下艰难度日。有一天黄昏，日本大兵突然闯进我家，那时家里只有我和三哥两人，母亲去渔港捡拾渔船丢弃的小鱼虾，大姐还没下班。日本人进门时，三哥在厅里看书，我在厅后厨房煮粥。我听到外头有敲门声，三哥跑去开门，忽然他喊了一声：“澳妹！”那会儿我正忙着拿吹火筒吹火，没有在意，好一会儿才从灶边爬起来，跑到外头察看究竟。这一看把我吓一大跳：大门洞开，厅里什么都在，没见少什么，但是三哥不见了。
我跑出大门四处张望，对面邻居喊：“你家老三给日本人带走了。”
我“哇”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和大姐回家后，一听我说，都急了。大姐饭都不吃，掉头出门找人。母亲在屋里坐立不安，直到大姐回来。
“在看守所里。”大姐说，“不让见。”
“阿康犯什么事啊？”
“小孩能犯什么事？”大姐骂道，“死日本鬼！”
隔日下午三哥给放回家来。母亲喜极而泣，从头到脚把他摸了一遍，确定他全身完好，一个部件都不缺，也无一伤口。日本人没有打他。但是我发觉他变了样子，他的表情很平静，眼里却有一道寒光。
他说：“陈先生死了。”
原来他犯的事跟陈先生有关：前天下午，陈先生下班回家，经过中山路一个零件铺，看到一个小电容器，挺喜欢，便买了下来。陈先生家住鼓浪屿，进出要通过轮渡码头，那天过码头时刚好碰上日本兵搜查，陈先生本可以随手把电容器扔掉，以免招惹麻烦，他却舍不得。鬼子从他上衣口袋里搜出了那个小电容器，陈先生说自己收集电器组件是个人爱好，没有其它意图。日本人不信，把他拉到家里搜查，起获了其它不少电器组件，包括他跟我三哥装了拆、拆了装的那架日本收音机。除了这些器件，陈先生家里没有任何违禁物品，日本鬼子却没有放过他。他们把陈先生关进监狱，施以酷刑，追查他是否与地下抗日活动有关？收集拼凑电器组件，是否试图组装联络工具，与岛外反日情报机构联系？他属于什么秘密间谋组织？谁是他的上司？发展了哪些成员？有过什么活动和计划？
陈先生什么都说不出来。日本人从邻居那里得知三哥跟陈先生走得近，经常在一起鼓捣东西，于是把三哥抓来问。三哥证实陈老师说的都是真话，日本人不信。
他们没打三哥，却把他拉到陈老师受刑现场吓唬他，要三哥老实招供。
那时陈老师已经人事不省，血肉模糊。
三哥说：“他是好人，什么都没做。”
日本人威胁连三哥一起打。三哥说：“打也一样。”
当晚陈老师死于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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