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便衣头头喝止，“谁也不许走！”
大姐恼火，问便衣头头是不是一意孤行要火并一场？不怕军法处置和行刑队的排枪吗？对方冷笑，称不必多嘴，今天“土共”在这里接头，来一个抓一个，无论老三老四。别说一个钱参谋，即使警备司令长官亲自前来接头，也是先抓再说。大姐大喝：“小陈准备。”
老三悄悄躬下身。
枪声忽然响彻海湾。散在空地边、巷子内、港湾处，四下里远远围观的人们如雀群惊起，顿时四散，眨眼间跑得精光。
两辆兵车冲进巷子口，一辆军用吉普紧跟着一辆运兵卡车，卡车上站着几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驾驶棚上架着机枪。有人从卡车上开枪示警，枪口对着天空，让枪声弹压巷子口的骚乱。军车停在空地上，十几个大兵从车上跳了下来。
大姐手心冰凉。对方援兵到了，无力回天。
吉普车上下来一个上校军官，个头不高，威风凛凛走到巷子口，后边跟着两个随从。
他忽然把大盖帽一摘，对着母亲喊：“阿姆！”
母亲大骇。
居然是母亲的大儿子，钱家老大钱勇。一见是自家大哥，老三大笑，举起手铐高喊：“大哥救命！”大姐则在一旁大声抱怨：“吓死人了！怎么不早点到！”
“这是干什么？演的哪一出？”钱勇追问。
形势骤然逆转，场上便衣面面相觑，脸色俱变。便衣头头试图稳住阵脚，抓起枪大声威胁，称这几人涉嫌乱党活动，需缉捕归案，任何人不得阻扰，否则涉嫌同谋。
钱勇回头，对身后两个军官下令：“你们处置。”
他伸手扶母亲，示意大家跟他走。便衣头头大叫：“不能走！”
钱勇指着便衣头头发话，说本部官兵“剿共”来到厦门，弟兄们军务在身，任何人不得妨碍，扰乱滋事者统统拿下。
大兵们把便衣头头及其手下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强行缴械。
便衣头头大叫：“钱上校！我有话说！”
大哥不听，带着家人迅速离开巷口。
他们穿过巷子，走进巷中一幢木屋。两个头戴钢盔、背着美式卡宾枪的卫兵即于大门两侧布岗，勤务兵提着一个竹编礼盒跟进家门，礼盒沿粘着一圈红纸。一家人忽然历险，意外获得转机，看似偶然，实有缘故，其中缘由正与这个礼盒相关。所谓“今天日子不对”，其实不是不对，是非常对，事情如果不是出在今天，实不知结果如何。
大哥钱勇带着一团兵于昨日抵达厦门。大哥所部原驻防上海，日前全师奉命移防闽南，大哥是副师长兼团长，率本团打前站乘轮船先到厦门，临时驻扎于市郊乡下。他记起今天是旧历四月二十，特地赶回家来。听说学生游行，军警如临大敌，他有意带了些大兵，开着军车回家，摆开架势制造动静，不为衣锦还乡，是想驱鬼——一队大兵无疑具有相当威慑力，足以让人有所顾忌。没想到未进家门，大兵就派上了用场。
小巷中这座木屋有两层，却很局促，楼下是厅堂、厨房和偏房，楼上有几间卧室，狭窄陡峻的木阶梯紧挨墙边，从楼下斜架到二楼梯口，楼下后部厨房有一个后门通向后院，后院里有一口井。木屋里弥漫着一股香火味，从前厅靠墙的供桌上飘出来，那儿有一只香炉，香炉上插着成束燃尽的香。
家门一关，大哥厉声发问：“你们都干些啥了？”
母亲也开口：“谁是‘土共’？”
大姐替大家回答，说全家都是好人，没有“土共”。母亲问为什么便衣抓着不放？大姐说时局混乱，军警、特务都在抓人，不免经常搞错，他们警备司令部也常搞错。
“早跟你们说过，千万不要去沾这种事！”母亲着急。
澳妹傻呵呵掺和：“‘土共’怎么了？青面獠牙，共产共妻？”
母亲大声：“知道就好！”
澳妹问：“大哥，真的共妻吗？”
大哥生气：“胡说什么！”
大姐也训斥澳妹：“好好读你的书，别跟大人嚼舌头。”
老三阿康在一旁打趣：“今天全家团聚，随大哥一起‘剿共’去。”
大哥瞪眼睛：“老三这话有‘土共’味。”
阿康坚决否认，他不是“土共”，便衣搞错了，大哥不要怀疑。
大姐制止：“别吵，不早了。”
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别，除了学生游行，还有钱家做节。学生游行不是每年都有，钱家做节却是一年一度。旧历四月二十于别人家不太有意义，只有钱家人把它当个日子，其中原因很模糊。钱家儿女从小都知道这一天家中做节，母亲会想办法给大家弄一桌好吃的，召唤家人团聚，有如除夕。每到这一天，母亲都要从柜子下取出香炉摆上供桌，从早到晚烧香，吃饭前还依例烧纸钱，用一个旧搪瓷面盆，把纸钱放在盆里，置于厅中烧化。闽南人家多迷信神鬼，到处有庙，遍地神明，初一十五烧香拜佛，大节小节诸灵保佑。母亲跟别人家不同，一年中只有几个日子要做功课，四月二十是其中之一。烧香烧纸通常是祭奠亡灵，在死者忌日进行，钱家有谁死于四月二十？为什么要拿这一天烧纸？儿女们都猜这个忌日与父亲相关，母亲却含糊其辞，从不明说。母亲自有母亲的理由，久而久之，一家大小都习惯了，知道这一天是让全家聚一聚吃一吃，让母亲烧一炉香化一盆纸的日子，如此而已，无须多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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