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的是暗号。杂货铺主如同厦门博闻文具店主，人很可靠，却不是组织成员，不参加地下活动，只是代为保存、转交特殊邮件。有人来取，只要暗号对，什么都不多问，交付即可。这一接头方式吴春河早在出事前就预作安排。吴春河小心谨慎，亲自与张双庆前来，教张双庆对暗号取走信件之后，让张双庆自己返回，自己跟在后边观察，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尾随，才返回山边的张家。
通过取回的几封复信，以及本应回复却没有得到的信件，吴春河大体明白了自己侥幸摆脱的一场突然抓捕从何而来。
吴春河于“二二八事变”之后在台湾岛内重新发展的地下组织未受破坏，台北、高雄及台南本地的人员、交通均完好无损，并已按照他的紧急通知，通过各自渠道，安排各自人员暂停活动，以待情势明朗。本应从厦门方面传递过来的音讯却没有到达，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寄往博闻文具店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妻子钱金凤没有取走，没有回复。显然是她出了事，才会有宪兵突然到这里抓捕他。吴春河没有写信到家里与妻子直接联络，因为宪兵追捕时他已经有所猜测，担心事出于她，如果那样，与她的直接联络渠道肯定已经受到特务的监控，包括通过其他家人的联络都不安全。
一个从厦门回到台南的商人提供了一个情况：前些时厦门出了大案，警备司令部暗藏的共党分子从监狱骗出一个人犯，遭宪兵围捕，为首女共党被击毙于万石岩山上。
吴春河如遭雷击，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呆坐于张双庆的避难小屋里，不思茶饭，一言不发有如和尚坐禅。
以吴春河的谨慎和隐忍，此刻潜伏静观应当是比较稳妥的办法，躲在台南山边张双庆家坐禅，目前是安全的，待风声稍平，他依然可以在台活动。但是他无法继续静藏，因为厦门意外生变，妻子可能已经亡故，让他焦虑不已的还有整个联络的中断。厦门出事后，除了博闻文具店这条联络线失效，原本已经建立的，经由香港到台北的一条联络线路也丧失功能，香港方面切断了联系。吴春河以及他苦心经营的这一部分地下组织与上级不再相通。
他决定返回大陆，任务是接头，设法把联络线路再找回来。
张双庆把吴春河送到渔港，通过那里的关系上了一条前往舟山捕鱼的渔轮。眼下吴春河不能回厦门，不能回惠安洛阳吴家老宅，那些地方肯定都有大网伺候，他走了一条远路，取道杭州，再辗转南下，十几天后到达香港。
吴春河到台开辟工作之后，上级安排他通过香港建立联络，确定了联络点和联络方式，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联系渠道。按照秘密工作要求，这些联络点和渠道只允许他使用，此刻联系中断，只能由他潜出台湾，独自前往香港接头。吴春河赶到香港后，发觉原有的联络点已经不存，备用联系渠道原设于一家经营西洋参的货栈里，此刻货栈已经盘给一家西饼铺，新任东家对前任老板的去向一无所知。相关联络点都被果断撤销，吴春河在香港四处碰壁。
作为一个老地下党员，他清楚自己四处碰壁并不奇怪。他的妻子出了事情，随后他在敌人追捕中失踪，事发突然，非常意外，原因是什么？是否有人叛变？妻子的直接领导是他，妻子出事是否与他相关？有没有祸及地下组织？情况尚未搞清，上级不能不防，以免发生骨牌效应，造成巨大破坏。
他必须另觅渠道。苦思冥想数日，考虑再三，他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从香港跑到新加坡去找黄庚。黄庚是厦门人，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学生宿舍同住几年，彼此非常了解。黄庚的年纪略长几岁，入党比他早，吴春河大学毕业时，黄庚向上级推荐，把他留在上海做工运。后来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一批工作人员被捕，他俩幸免于难，在上海无法立足，两人各奔东西，黄庚东渡日本，吴春河则回福建。抗战爆发后，黄庚从日本回国去重庆，在一家很有影响的报馆担任主笔，抗战胜利后出国到新加坡，应聘筹办一张华文报纸，出国前曾返回厦门，两个老同学见过一面。黄庚说他到新加坡是出于“需要”，海外华侨的影响不能小视，得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还交代：“有事可以找我。”出于秘密工作要求，尽管知根知底，彼此的真实身份还是不能明说。后两人偶有书信联系，吴春河很留意黄庚办的报纸，从文章倾向看，黄庚做的是海外统战与宣传工作。抗战期间黄庚以报社名主笔身份，经常出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到海外工作很可能是中共高层领导的安排。
吴春河在新加坡找到黄庚的报馆。黄庚见到他非常吃惊。
吴春河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讲了自己的情况。妻子被国民党宪兵枪杀，他连厦门都没回，亡妻尸骨落在哪里都不知道，想来心如刀绞。但是他不敢因个人遭遇耽误大事，强忍沉痛，千方百计辗转香港，身赴南洋。台湾正在开辟工作，随着大陆战事迅速发展，台湾越发显得重要，需要尽快恢复与上级的联系。此刻无计可施，只能求助黄庚。
黄庚问：“谁派你来找我？”
“没有谁。自己派自己。”
“要做什么？”
“任务就是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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