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子炎设圈套等你，回去正中下怀。”
三哥断定谢德灵事件很可能是柯子炎一手制造，目标就在姐夫。吴春河被易太太扣押时，柯子炎不惜纵火劫人，说是营救，实际是想把他抓住。吴春河脱险留在游击队，柯子炎鞭长莫及，转从谢德灵处突破，把吴春河引出安全区域，他才可以下手。
吴春河说：“对付这个特务得走在他前边。”
三哥说：“应当想办法抓住他。”
三哥已经有过若干次行动，试图活抓柯子炎，可惜未获成功，他还在筹划新的行动，如果姐夫留在游击队一起对付柯子炎，那就更有胜算。
吴春河说：“保住台湾的工作基础，眼下更要紧。”
吴春河还操心岳父钱以未。大舅送到厦门的小印章已经由澳妹交三哥带上山了，吴春河看了非常吃惊，他在台湾也藏着一枚，据说是特务从一个接头人肚子里剖出来的，大小差不多，刻的也是“觉醒”，看来确实可能都跟钱以未有关。这么多年了，或许岳父那一辈人当年在台湾打下的基础并没有被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破坏，他们依然顽强生存着，还在开展工作，等待与上级联络，有如大哥钱勇？也许他们的存在已经足以威胁敌人，让统治者寝食难安，所以才有柯子炎的特别任务和拼命追踪？
三哥怀疑：“可能吗？”
三哥不像大姐、姐夫，他对寻找父亲从不热心，认为即使要找也不必着急，全国即将解放，台湾还能撑到什么时候？不妨待台湾解放再去从容寻找。
吴春河说：“只怕特务赶在前边，我对金凤无法交代。”
吴春河忘不了亡妻之托，也与从未谋面的岳父心气相通。他发觉自己所为与岳父所做如出一辙，共同的重要任务都是接头，断了再接，一再接一再断，一再断一再接，冒着生命危险，不惧磨难，为的是在台湾发展，在大陆和台湾两地间建立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有如生命线。他们上下两代人接续承担这项任务自有内在根源：岳父钱以未从台湾流亡大陆，为山河破碎悲痛，让吴春河想起自己当年“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的耻辱，同为台湾人，可谓感同身受。
“我不是吗？”三哥问。
姐夫笑：“你当然更是。”
三哥终于没劝住姐夫。
姐夫吴春河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帮助寻找电台。吴春河对这部电台原本一无所知，做这件事最终却非他莫属。
这部电台分外诡异：它来自台湾，偷运到厦门，在大姐手里断了线，特务发现游击队已经得到它，三哥却又潜回厦门寻找电台下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游击队得到的是另一部电台，准确地说不是电台，是一架老式收音机，三哥设法在收音机电路上加装两根铅笔粗的铜线圈，外加一条T形天线，利用它们发射电波，完成无线联络。由于收音机比较老旧，质量不好，游击区缺乏电气设施，技术条件较差，改装后的电台运行不正常，故障屡出，联络时断时续。因此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老李担心未来解放军进军福建时，它无法及时传递情报和指令，要求吴春河帮助解决问题。
三哥问姐夫：“能从台湾弄部新电台吗？”
从台湾的军火库里设法搞一部电台，或者通过某些途径从日本、中国香港甚至美国进口一部电台，都有渠道做，问题是需要时间。而且特种军事物资敌人控制非常紧，容易引发注意，从台湾把它运回大陆，送往游击区，路途很长，环节很多，容易出岔子。一旦出岔子，那就不是一部电台出问题，严重的话会引发地下组织和人员的暴露，造成重大破坏。此刻解决问题的上策应当是找到被大姐藏起来的那部电台，敌人误以为它已经到了游击队手里，因此有利于悄悄寻找，如果能及时找到，会是事半而功倍。
三哥说：“姐夫帮助猜猜谜吧。”
姐夫与大姐共同生活多年，是大姐的伴侣与领导，对大姐的了解会比弟弟妹妹要深，大姐留下的谜团有赖于他帮助破解。
姐夫详细了解了大姐出事前后的情况。按常理说，大姐知道自己面临生死危险，应当对后事有所交代。她有两个机会，一是澳妹与她住在旅社的那天晚间，可以把事情交代给澳妹；另外一个是次日凌晨，她和同志救出三哥，被敌军警追捕，她应当抓住最后机会妥为交代。奇怪的是她都没有做。没对澳妹提起，很可能因为她不想把澳妹牵扯进来，或许也有不放心。但是她应当告诉三哥。
“那天清晨她一句都没提起吗？”姐夫询问。
提到了。当时情况危急，大姐在飞快逃奔的吉普车上迅速交代事情，她告诉三哥赵副官和小陈是自己同志，她把这两个人交给他，由他负责把他们安全带出岛，带到游击区去。她还吩咐不要使用三哥给她的交通站，她觉得那个站情况不对，可能已经出了问题，被敌人控制。
三哥一听立刻发急：“阿姐！电台呢？”
“电台安全。”大姐说，“还好我有提防。”
“没交出去？”
要是交出去，估计她回不来了。大姐带一只皮箱到漳州，故布疑阵，跟踪特务以为东西在里边，补锅的爆米花的一起出笼，暗处不知还藏了多少特务，只等一声号令一拥而上，连人带物当场捕获。没见东西送过来，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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