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里，我很对大姐犯疑。我们家所有人里，除了母亲，我跟大姐相处最多，但是她也最让我困惑，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这话说来奇怪，她是我大姐，母亲的大女儿，吴春河的妻子，吴亚明的妈妈，每一个身份都确切无误。大姐一回家就忙个不停，照看家中每一个人，出门上班她穿军服，领章一杠三花，人们管她叫钱参谋或者钱上尉，其身份同样确切无误，但是恍惚之际，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我们家与其他人家一样有男有女，母亲按照闽南人源远流长的习俗，极度重男轻女。我们家非常骄傲，不算还属幼童的外甥吴亚明，一家有五个男子：大哥钱勇，二哥钱海宁，三哥钱世康，姐夫吴春河，父亲钱以未。然而这五个男子其实似有实无。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一直是一个女人国，主要人物是母亲、大姐和我。
我对父亲基本没有印象，据母亲说我出世后曾见过他一次，当时我才一岁多，而后父亲出门远遁，失去踪迹，早如死人。父亲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们从不在母亲面前提及他，以免母亲发火，因为妻子儿女被他弃之不顾。我大哥钱勇眼下当了上校，年轻时并不风光，他在我四岁那年离家，当时什么都不是，之后曾经两度短暂归来，又匆匆离开，直到我们家人于巷子口历险那天，才带着大兵突然回到厦门。二哥钱海宁算是最安分守己的，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时间——他不幸早夭，刚刚活满十岁，于下海捞鱼虾时丧生潮水。三哥钱世康跟大哥可有一比，年纪轻轻离家外出，一去七八年，直到四月二十这一天才穿着一件长衫、戴着一顶礼帽出现在厦门，被一群便衣特务死按在巷子口五脚距墙边。大姐的丈夫吴春河跟我们家其他男子一样飘忽不定，时而在厦门，时而在泉州，眼下跑到了台湾。因此，我们家的男子对我们多具象征意义。
母亲年轻的时候，全家靠的主要是她，当她上了年纪之后，大姐把她身上的一切都接过来，成为这个家的主要依靠。闽南土话有“大姐头”之说，俗语把大姐与大姐头连用，叫做“大姐大姐头”，意为当大姐的人必得是大姐头，照料长辈，管顾弟妹，凡事皆有主意。我们家大姐钱金凤就是这种大姐头。
但是母亲和大姐却是一对冤家。她们俩最像，知道的人都说大姐长得跟年轻时的母亲一模一样，身高、个头为一个模子翻版，她俩的性情也如出一辙，有主见，好管事，急性子，动不动翻脸骂人。大姐小小年纪时就会顶撞母亲，母亲总骂她是个“紧性鬼”，也就是性子急，她总是毫不含糊还击：“都是你生的。”将自己身上所有毛病的责任都推到母亲身上，哪怕母亲打她耳光，她也决不改口。等她长大成人，变成家中的支柱，母亲渐渐不再对她指责呵斥，却也总会私下抱怨，嫌她这个不好那个不对，怎么会生成这样。大姐听到了还会反击：“阿姆去骂自己。”据我所知，母亲和大姐之间有一个心结，与读书有关，这么多年过去，她俩谁都不再提起，却始终留在心里，无法打开。我们母亲观点鲜明，对男孩女孩永远区别对待，三个男孩不必发愁，时间一到，母亲牵着手把他们送进学校，无论有多少困难，四处借钱也要供他们上学；女孩则不同，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必读书？母亲自己是个文盲，除了自己的名字，几乎不认识其他汉字，还不是一样生儿育女？我们家早年很困难，几口人吃穿用度，主要靠母亲一人做活，母亲没有其他技能，以给人洗衣服谋生，每日早早起来，坐在后头小院那口井边，打水洗衣，晾晒浆烫，收衣送衣，从清晨忙到半夜。我们家水井边有一个花岗石打制的大洗衣盆，经多年使用磨损，周边早已磨得光滑无比，那光滑全是母亲用生命和井水打磨出来的，随着它的日益光滑，母亲也日渐憔悴，直到佝偻着身子，再也直不起腰来。家境如此，加上重男轻女，能让大姐去读书吗？
“我们家哪个是小姐命？”母亲训斥大姐。
大姐没有小姐命，除了是个“紧性鬼”，倔强好胜，她还是母亲一大随从，从小在母亲悉心调教下，每天跟母亲一样早起，帮助打水搓衣，做母亲的徒儿和下手，有如家中童养媳。让大姐上学不光费钱，母亲还少了帮手，因此大姐是死活进不了学校的——但是她却上了学，原因也是重男轻女：父亲给母亲捎信发话，“吾女金凤应予读书。”
“死鬼只会写字，不会寄钱，拿讨饭碗读书？”母亲抱怨。
尽管不断抱怨，生活确实困难，母亲还是乖乖把大姐送进小学。那时父亲成年累月在外奔波，偶尔还会突然回厦门来，或者不时寄一封信，问问大小，发发指令。父亲是一家之主，哪怕他不见踪影，不知道浪迹何方，一分钱都没往回寄，只要他发了话，母亲就不得不听，没有办法。
大姐断断续续读到小学毕业，其间曾两度停学，然后复读。小学毕业已经认下足够的汉字，出门送衣服看得懂门牌，进厕所分得清男女，买东西算得了小账，这就够了，对父亲已经可以交代。母亲不让大姐继续升学，决定拉她回来继续帮助洗衣，当小童养媳。大姐一心想要读书，在家里哭了两天，时年纪尚小，翅膀还没长毛，虽敢顶撞母亲，却无力反抗命运，大姐就此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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