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三哥！”
他不再责备，转而安慰，说我让死警察吓住也不奇怪，“乖女流鼻水”，女孩子头一回嘛，没什么。他们有个新兵，也是大学生，头一次上阵，枪一响还尿裤子呢。经过几场就不一样，人家现在已经是个班长。
“我不是！”我抗议。
他笑：“不是‘流鼻水’，是‘善又水’。”
他夸奖我把电台找到，带出来，立了大功劳。我说不是我，是孙力他们干的。
三哥让我不要不好意思，这里边有我一份。解放军已经打到福建，此刻把电合送上山正是时候，有如雪中送炭。
我没有感到轻松，心里还在为刚才的情形后怕。我问三哥，特务刘树木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们从厦门尾随而来？柯子炎是不是也跟着我们？要抓我？
三哥说：“他们是跟我。”
三哥的敌工队与柯子炎的行动组打来打去，柯子炎调动周边特务和警察，发动了几次围捕，想抓住三哥，都没有成功。几天前双方在集美附近短兵相接，打了一场，战斗中柯子炎的特务一死一伤，三哥这边有个战士重伤被俘。被俘战士遭到刑讯，坚持不招，“血手”柯子炎下令用匕首割喉，战士被害于刑室。三哥他们与柯子炎对打，在同安、集美一带频繁露面，动作很多，昨天晚间他们突然隐身，潜到了海澄，为了今天接我们和电台。柯子炎他们急于找到三哥踪迹，分头在九龙江沿岸几个渡口搜查打探，刘树木因此到了海澄。
“如果来的是柯子炎，可没那么简单。”三哥说。
“打死他？”
“我要活的。”
我把特务到我们家搜查的情况告诉三哥，问他是不是姐夫出事了。三哥说姐夫从游击区匆匆返回台湾后，情况发生变化。上级安排姐夫和部分人员分批撤回大陆，撤退人员大多顺利到达闽南游击区，姐夫最后走，本来应该到了，但是始终不见，这边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台湾那边也没有。特务到处搜查他，可见也没有落入敌手。
“我们还在找他。”三哥说。
我问三哥我怎么办。他让我跟他上山去，游击队会给我安排工作。
“我可以吗？没报告上级。”
他有些不高兴：“孙力说了。”
他责备我不听话，小小年纪，头脑发热，不知道有多危险，冒冒失失跟上个人就走了。不只是自己危险，也得想想母亲，没想过母亲会担惊受怕吗？
我抢白他：“现在你知道了。当初怎么不知道？”
他辩解，说他离家时间越久，越觉得对母亲心存愧疚。原想母亲身边还有大姐澳妹，不要紧，胜利以后他再去尽孝吧。没想到大姐先走了，大哥也走上同一条路。所以他想尽量让我避开风险，等将来胜利了，安全了，那时再让我参加。
“你倒是不吭不声跟上别人。”他不满，“到底为什么？”
按三哥的意思，我要是真想参加进来，该跟他先说，听他安排，比较可靠安全。但是我之所以自行其是，就因为不可能。在他们眼里澳妹永远是澳妹，属于“妇孺老小”一类，小时候可以获准跟在他们屁股后边玩儿，杀头掉脑袋的事可不让我跟。
我抱怨他：“跟你说管啥用？你们都当我是小孩。”
他说：“算了，已经到了这里，不必马后炮。”
他问我具体情况，谁是我的上级？组织如何发展，目前怎么行动？他是我三哥，问这些更多地出于关心，我却不能多说，因为是组织机密，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随便透露，哪怕对自己的三哥。我能讲的就是眼前一些事情，我告诉他我所在的组织是从厦门侨师发展过来的，最近我们活动很困难，我的上级已经暴露，敌人在抓他。几天前我们开会，宪兵押着一个被捕的年轻人查他，我们几个人被堵在房间里，还好年轻人装作不认识，没有指认人。事后上级决定我们先隐蔽，暂时停止活动，下一段的行动视情况发展再通知。而后我们与他失去联系。
“上级断了，我自己给自己找任务。”
“你急什么。”三哥瞪眼睛，“澳妹的任务是将来。”
三哥他们遇到的情况与我们一样，毛森指挥厦门军警特务垂死挣扎，全力镇压地下党活动，形势非常紧张。三哥他们领导决定留下一批隐蔽较好的人员坚持工作，其余的特别是可能已经暴露的人员则尽快撤出，进山参加游击队，加强游击斗争，也保存、锻炼干部，迎接解放。近日里有一批批地下党人员，特别是青年学生离开厦门，包括今天我们这批。尽管我不属于三哥他们系统，由于参与了地下活动，三哥考虑我的安全，要孙力把我也带走，一起上游击区去。
“只是不忍心阿姆。”他说。
不禁我又落泪。
母亲真是命苦，生我们这些儿女，一个个不能尽孝，反让她担忧。大哥大姐牺牲，姐夫下落不明，二哥离家多年，原先还有我跟母亲做伴，现在我也走了，三哥让我护送电台离开厦门，他最放不下的就是母亲会担心、难过。但是没有办法、此刻让我离开对我对母亲都好。母亲养育了一窝地下党，她自己不是，虽有柯子炎威胁，不至于出太大问题。我在厦门活动，倒可能牵连她陷入危险，因此不如撤出来。还好胜利在望，不要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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