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领导放心，让我回厦门吧。”
他们表扬我很勇敢，但是他们的眼神有疑惑。我不知道自己对地下工作几乎什么都不懂吗？不知道危险吗？如此主动要求承担这种任务，为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并不勇敢，我这个人心软，爱哭，如三哥所笑“乖女流鼻水”。我希望自己变得勇敢，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我佩服、羡慕哥哥姐姐，对他们也有意见，因为他们总把我当小孩看，不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三哥阿康总说我的任务是将来，好像现在我什么都做不来，听了让我不服。但是我想回厦门，主要还是因为需要，不是不让人小看我。能够去承担一项重要任务，我为自己感到高兴。
“你要面对的情况可能非常严重。”领导说。
“我会非常小心。”我说，“颜俊杰也会想办法保护我。”
“我们会为你作好安排。但是你自己要有足够思想准备。”
我说自己出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那座监狱让我一出生就患了乙型脑炎，已经濒死，再死而复生。大姐牺牲后我又被他们关进监狱，我在监狱里掉眼泪，但是没有屈服。我看到一只鸡被杀死都会难受，但是我已经面对了亲人们的相继牺牲。
“我会哭，不会怕死。”我说。
他们决定让我返回厦门，他们还提出离开前让我重新入党。我进游击队已经几个月了，组织关系一直无法接上，我的上级老江无从联系，我们支部的其它同志杳无音信，可能还潜伏在厦门，可能撤往别的游击区，最坏的可能是他们被敌人捕获，甚至牺牲。如果那样，我将无法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这个问题本可以留到解放后再解决，但是现在我被他们派往厦门，执行危险任务，他们认为应当先把我接纳到他们的系统里。只要我愿意，可以在他们这里重新入党。日后如果找到老江或者其它同志，党龄可以按他们的证明计，如果找不到了，就按照重新入党时间计算。
我笑道：“要这么麻烦吗？”
我没有重新入党，我认为不必要。无论我的组织关系在不在这里，应当做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哪怕身涉险地。
事实上我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原因全部告诉领导。我为什么呢？除了说到的那些，还有一个非常直接，那就是我想念母亲。每天晚上我都会想得眼泪直流，一想到母亲在为我担优，度日如年，我就眼泪汪汪。我的天性如此，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一次回厦门非常危险，但是再大的危险也抵不过任务的重要，以及我对母亲的想念。
我被秘密护送回厦门，一路平安，我没有一刻耽搁，直接就跑回家去看母亲。小组里的同志预先把我归来的消息告知颜俊杰，他赶到渔港，把我从家里接到要塞司令部，他的联络官办公室就设在这里。
他告诉我在这里听他安排，他会千方百计保护我。让我回厦门是一步险棋，风险很大，但是他有安排，听他安排就不会有事。
为什么说是险棋？原来与柯子炎有关。柯子炎清楚颜俊杰与我们钱家的关系，曾经利用颜俊杰把一些消息七拐八弯传递给姐夫，想引姐夫上钩落网，此刻故技重演，我在黄狮坑的情况就是他告诉颜俊杰的。他说我被游击队派到双枪土匪婆的庄园里，土匪婆想让我嫁给她丈夫的外甥，那个土匪小头目贪财好色，蛮横凶残，单纯女孩落到那种境地非常危险。特务柯子炎有情报来源，他把这些事添油加醋告诉颜俊杰，知道颜俊杰听了不会无动于衷，可能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找我。显然我成了柯子炎的又一个目标，我回厦门有如自趋罗网，颜俊杰却觉得险棋值得走，只要特别小心，不让特务察觉，可以走出另一条活路。
“柯子炎拼命查你父亲下落。”颜俊杰说。
柯子炎曾经认为我父亲钱以未与姐夫吴春河一起在偷越海峡中出事，被巡逻艇击沉大海，却没想到发现新情报：同时从台南下海的人里，竟有一个陈平活着上岸，通过黄狮坑去了游击队。以此推论吴春河、钱以未也可能还活着，藏在某个地方。柯子炎千方百计找三哥，找我，是认为我们知情，想通过我们抓住父亲。
“那位老人真是我父亲吗？”我问颜俊杰。
“你父亲看来还活着。”颜俊杰说，“是不是台南这位就不得而知。”
“特务为什么死盯住他不放？”
“你有所不知。”
我只知道父亲叫钱以未，知道他会刻字，当年使用不同的名字，频繁活动于两岸，从事反日反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活动，忙着坐两边监狱，无暇顾及家人，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当年地下活动中身份相当特殊，作用十分重要。父亲早年从台湾逃归大陆，是中共最早的台湾籍党员之一。当年有一批台湾籍中共党员从大陆返回台湾，在台湾各地发展组织，与日本殖民当局斗争。时中共与台湾地下组织的主要联系渠道经由上海、香港和厦门等地，父亲钱以未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台湾工作的汇报，中共领导的意见，大量文件、报告、指示的接转和传递都通过他。他一直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外界对他知之不多，他的情况只有共产党内的重要领导清楚。日本特务机关知道他是两岸地下联系的关键人物之一，掌握岛内许多反日地下组织情况及他们与中共的关键联系渠道，知道许多重大机密，所以把他列为要犯。直到现在柯子炎一伙特务还追踪不止，可想而知他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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