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清帝国侵略中国，是“历史超越汉族正统论所作出的正确选择”，那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岂不是一种更为“正确的选择”吗？
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是在清朝入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以后的事情。然而为中国人民所认同，仍花了相当长的时日。满清入侵，虽然纵横肆虐，烧杀抢掠，心里总还是有些发虚的，毕竟这不是它的家园，这么干未免伤天害理。那时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这么大度的中国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说说话就好了：你们顾虑什么？你们不是侵略者，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民族，来超越“汉族正统论”的，这是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你们只管大胆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时没这样有器识的学者。
清军大举南下，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行抵抗。清摄政王多尔衮修国书一封劝降。大意为：闯贼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国臣民却无能为力。只有吴三桂在东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为你们驱除反贼。这国土是从闯贼手里得来的，而非得自于明朝。我国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代你们报仇，你们将如何感恩图报？居然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我们岂能就此罢兵？你们那一小块地方，打得过我们吗？
这是明摆着的强词夺理。干涉中国的内政还不算，还要尽夺我领土、主权。史可法回覆了多尔衮一封信，援引历史上契丹和宋、回纥助唐，只要钱不要土地的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对方放过一马，允许双方就地划疆而治。他发誓将来永远巩固与大清帝国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然而清政府志在灭明，当然不听这一套，乃调动豫亲王多铎，率兵攻下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军恨中国人抵抗，将扬州城屠杀了十天，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大约可以与日本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相比。我甚至怀疑，日本是向当年入关时的清军学的，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军民，企图瓦解中方的斗志。不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那么多国家、地区，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对中国进行过这样残酷的大规模的屠杀。都是屠城，不同的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人类社会已进入现代文明的二十世纪，留下大量人证物证，令举世震惊、愤怒和谴责：“扬州十日”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是“古时候”的故事，不痛不痒，与今天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我们的学者才能够“警惕”并战胜代表着“最世俗力量”的情绪，徘徊在幽静的昔日宫苑之中，指出这种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是何等的不公正。
本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正义感的抗清名将史可法，竟然站错了立场，站在“历史错误选择”一边：“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竟然是“历史正确选择”的一个组成部份；那位引清兵入关，甘为先锋帮异族征服中国的大汉奸吴三桂，也无疑是“正确”的，若说有错误，那也是后来又反戈一击，终于为康熙所平定。当然，还有一大批“正确”的汉奸，先后投靠清廷。就连许许多多抗清志士的后代，最后也不得不走上与朝廷和解、合作、服务、效力的道路，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即后来意义上的大清帝国，俗称或者简称“中国”。
有人说，元、清两朝虽是外来政权，最后却为中国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语言习俗的汉化外，连国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上，所以还应该属于中国的国内事务，与日本侵华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讨论的是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之前、亦即中国被征服之前的战争性质，与战争后的状态无关，更不能反过来把战争的结果作为原因，颠倒因果关系。如果中国打算将未来的国都建在莫斯科，我们是否就可以举兵进攻俄罗斯，发动一场“历史正确选择”的“国内战争”？
日本侵华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石原莞尔，在他著名的《石原构想》中，提出日本从占领满州起步，进而征服全中国、印度、东南亚乃至澳洲，夺取石油、橡胶等自然资源，最终战胜英美等西方各国，达到主宰全世界的“宏伟目标”。他预计，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胁，即行迁都至满州，也就是被占领后的中国本土。如果日本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外来政权也将和清朝一样，成为中国政府；中国的正式国名，也可能就叫“大日本帝国”，就象大清帝国一样。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落后，经济停滞不前，国力衰落，军阀混战，内乱纷争不休，而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则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由他们来统治无疑属于“历史的正确选择”。而以后的学者们谈起这一段历史，也会要求我们克服狭隘的汉族正统论和世俗的情绪，给征服中国的大和民族以“公正的”社会评判。再继续推论，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也将更名为“中美战争”。这场战争的失败，将同甲午海战一样成为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国耻”。如果侥幸取胜，那也只能更加证明，中国加入日本或日本加入中国的“正确性”。
日本的不幸在于它没能征服中国，没有做成中国的统治者，没有成为“中国的大和民族”。它打赢过代表中国的清朝，却永远不可能建立象清朝曾经建立过的那样辉煌的功业。和清朝败落的原因一样，它生不逢时。
再来谈清朝与元朝的区别。为什么清朝终能融入中国，而元朝始终只是“外人”？元朝在中国统治了九十年，清朝是它的三倍，这样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民族融合。到清朝覆亡时，人们忽然发现，统治民族——满族几乎完全汉化、消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皇室人员都不再而且也不会说满语。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也就显得很可笑：驱逐谁？往哪里驱？怎么驱？元朝的朝廷则不一样，虽然也说汉话，但蒙古人还是蒙古人，明军硬是把元皇帝赶出了中国，赶回它的大草原去了。他一回到那里，又开始说起了蒙古话，恢复蒙古习俗及政治典章制度。元、清两朝的结局，说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亦即“内外有别”的。清帝退位，是为了实现“满汉藏蒙回”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国，退位后继续享有尊号、特权。元帝却是遭到真正的“驱逐”，你走了就行了，咱也不再追究，不要求追夺你的帝号，你在这边的蒙古人我们以礼相待，要回去的放行，以后中蒙（明元）两国互不相犯，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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