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知道和珅的底细，心中自然不服，也不堪与之为伍。于是冷冰冰地说道：“和大人贵为大学士，怎敢受你的大礼？素闻贵府富丽堂皇，我恐怕无福消受，实在是高攀不起，拜访一事，以后再说吧。”说罢扬长而去，竟不顾愣在原地的和珅。纵然和珅心中对福康安十分痛恨，却也不敢得罪他，只好咬牙忍住这口气。
和珅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的时候，对所有来往官员都收取一定的税金，行为十分猖獗。有一次，山东布政使陆中丞进京朝见皇帝，不知道规矩，经过崇文门税关时，一时间难以凑齐税金。陆中丞无奈之下，只好把随身行李都放在京城之外，只带一名侍从进了城。陆中丞进京城后，向友人借了衣服、被褥才能住下，实在狼狈。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了和珅在崇文门定的关税过高，雁过拔毛，堂堂一省的布政使衣服都扔了才能进城，有失堂堂朝廷命官的体统。朝廷中的官员都知道和珅正受宠，不敢随便出来议论。
后来，福康安知道了陆中丞一事，心中实在难以忍受这等龌龊之事，就向乾隆帝禀告了此事，上奏请求改变崇文门收税过高的情况。因为如今地方官员俸禄微薄，大老远的来到京城，还要受盘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恐怕将越来越差。
乾隆知道福康安所奏属实，但也并没有责怪和珅，因为崇文门收税也是经过他同意的。和珅虽然没有什么损失，却更加记恨福康安了。但像福康安这样有权有势的人，谁敢对他怎样？和珅只好继续隐忍，但却并未放弃报复福康安的想法。不久，和珅就给了福康安一个下马威，却操作得滴水不漏，让福康安哑口无言。
福康安常年在外带兵打仗，他的老部下李天培是他本人一手培养出来，并做到了湖北按察使的职位。乾隆五十四年（1789）七月，李天培从湖北进京述职，他想趁机给自己的老上级福康安带些礼物，于是精心挑选了一些上等的木料。由于路上要走水路，他就使用了朝廷专门用来调运官粮进京的漕船，按规定绝对不允许“公船私用”。可李天培以为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就跟着上路了。
天不作美，李天培私自给漕运“加塞”，致使航道充盈难行。恰巧和珅的弟弟和琳当时是湖广道御史，专门负责监督官员，他很快发现了李天培的行为，一时间难以定夺。为什么呢？因为认真追究起来，这是假公济私的大罪，按照大清律法，难免要牵扯到福康安，如果福康安不知情还好说，如果知情，二人都要被严惩；不过当时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况且李天培假公济私并未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在蔚然成风的假公济私行为中，私自托运这点儿木料也不算什么，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和琳不敢因此事而弹劾李天培，害怕得罪其背后的福康安，以后在官场难混；但若要装作不知道而被别人发现，向皇帝告发了的话，自己也难以承担罪责。
和琳犹豫不决，就与在朝中的兄长和珅商量。和珅一听大喜，他善于把握皇帝的心思，知道乾隆最近有意整顿吏治。福康安又和自己向来不睦，此事证据确凿，正是打击福康安的绝佳机会，而且自己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再说，只要弹劾李天培假公济私一事即可，对福康安可以只字不提。只要钦差大臣继续追查，早晚会牵连到福康安，但那和自己的弟弟无关，真正感到棘手的是查案的人。
于是，和珅授意和琳利用御史的身份向乾隆帝上奏折，只需弹劾李天培私自动用漕运船只、假公济私即可，不要提及福康安。
乾隆接到奏折，大为震怒，就命令阿桂彻查此事。事情本来就很简单：李天培用漕运的官船私自托运木料，木料的主人却是两广总督福康安。福康安当时正在安南征战，京城的宅院正在翻修，需要上好的木材，而湖北汉口一带一直是木材汇集之地。于是福康安书信委托老部下代为置办，并北运抵京。李天培知道这些钱只能自己出，而且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但碍于情面，无法推脱，又不想花费自己太多银两，于是就将置办好的木料一起装上朝廷在湖广的漕运粮船，来把这批木料运到京城，以省运费。这种假公济私的行径被御史和琳发现，这才有了弹劾李天培一事。
阿桂作为主管此事的钦差大臣，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感觉十分棘手。他心中十分清楚，这是和珅在向福康安示威。阿桂觉得不宜把此事扩大化，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禀奏皇帝：“李天培擅用官船，理应受罚，但河道拥塞、航道迟滞，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买木材是福康安委托，但是私自动用官船是李天培的个人决定，福康安并不知情，臣以为应该治李天培的罪，但此事与福康安无关。”
和珅一听，知道这是阿桂为福康安求情。连忙上奏：“李天培假公济私，实属大罪，皇上应该严加惩治，否则就是纵容，难免有其他官员仿效。”乾隆心中也有心整饬吏治，加上对和珅向来欣赏，决心要把李天培这件案子办成铁案，以儆效尤。
于是，他下圣旨严惩，着令重新判决：“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假公济私，致使航道阻塞，后果严重，革除一切职务，发配伊犁；福康安对部下约束不严、纵容部下，难辞其咎，念其作战有功，判决革职留任，扣罚总督养廉银三年、俸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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