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驻军为了庆祝苏丹的胜利在阅兵场举行了一场游行，这很滑稽，因为之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便买下了这个阅兵场（这里曾是亚述人和罗马人的兵营），并将其改建成“俄国大院”。此后俄国人便可以在耶路撒冷进行文化统治了。
这次胜利对土耳其人来说喜忧参半，因为伊斯兰国家居然脆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拯救，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并牵制西方人，阿卜杜拉-迈吉德苏丹被迫改革以加强他的集权统治：他颁布了对境内少数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给予绝对平等权的敕令，并赋予西方人此前难以想象的各种自由。他还将圣安妮这个十字军时代的教堂（后来成为萨拉丁的伊斯兰学校）赠送给了拿破仑三世。1855年3月，未来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访问圣殿山的欧洲人：圣殿山那些来自达尔富尔的全副武装的苏丹卫兵都被关在了他们的驻地，以防他们攻击异教徒。6月，哈布斯堡帝国继承人、命运不济的未来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带着他旗舰上的官员们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兴起的建筑热潮中，欧洲人开始建造笨拙的帝国式的基督教建筑物。土耳其政治家们都是易变的，穆斯林可能会发起激烈的反击，不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因在耶路撒冷投入太多而无法置身事外。
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购买了巴拉克拉法铁路公司的火车和铁轨，准备为克里米亚的英国军队特别修造一条由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铁路线。现在，克里米亚战争胜利后，在一个富有名望和权力的英国财阀的全力支持下，蒙蒂菲奥里回到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未来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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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是第一任伯爵的后裔，他是个精明的部长，曾经为从克伦威尔到威廉三世之间的所有统治者服务过。他依旧保持着那个谦恭有礼的阿什利勋爵的头衔，并在众议院占有一席之地。1851年，他成功晋级为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但是为便于指称，本书始终称他为沙夫茨伯里。
[2] 沙夫茨伯里从一个苏格兰部长亚历山大·基思那里借用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短语“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后来这个短语被归为（可能是错误地）以色列·冉威尔的发明。冉威尔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不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阿拉伯人居住了。
[3] “高门”是1923年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注[4] 阿尔巴尼亚人此后再也没能掌控巴勒斯坦，不过他们却统治了埃及一个世纪之久，一开始是作为埃及总督（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总督，但实际上是独立的），随后是埃及苏丹，最后是埃及国王。当穆罕默德·阿里日渐年老时，易卜拉欣成了他的摄政王，不过易卜拉欣于1848年去世，比他的父亲还先走一步。阿尔巴尼亚人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法鲁克国王，他在1952年被推翻。
[5] 威廉·米勒是这些新兴的美国预言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米勒曾是马萨诸塞的前军队长官，他推算耶稣在1843年会再次降临耶路撒冷。约有十万美国人成为米勒的追随者。米勒将《但以理书》8.14中“圣殿将会在两千零三百天后被净化”的断言转化成年份，声称预言的一日实际上就是一年。因此，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米勒认为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是在这一天下令重修圣殿的）往后推，末世来临的日子应当就是1843年。但1843年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米勒又说耶稣再临应当是在1844年。米勒派的后继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以及耶和华见证会，在全世界仍有大约一千四百万成员。
[6] 1658年，为了强化俄国东正教的普世使命及俄国专制统治，尼康主教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伊斯特拉建造了新耶路撒冷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整体设计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的复制品，这非常有价值，因为原初作品已经在1808年大火中毁掉了。1818年，尼古拉一世在登基之前参观新耶路撒冷修道院时被深深地感染了，于是下令重修修道院。后来纳粹毁掉了修道院，不过现在它又被重新整修了。
[7]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出现了武装犹太人的尝试。为了与俄国人作战，1855年9月，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到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支被称为奥斯曼哥萨克的波兰军队，这支队伍包括从俄国招募的“以色列轻骑兵”，以及波兰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密茨凯维奇三个月后就战死了，而“以色列轻骑兵”却并没有经过死亡之谷的检验。
[8] 土耳其长官的居住地是al-Jawailiyya，由纳西尔·穆罕默德的一个马木鲁克亲王建造，位置就在希律王的安东尼亚要塞及苦路的第一站。十字军统治时期，圣殿骑士团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该教堂的部分圆顶门廊在20世纪20年代时依旧保存完好。现今那里有一所现代化的学校。
[9] 这些作家都跟风似的撰写关于东方的游记，在1800到1875年间，大约有五千本和耶路撒冷有关的英文书籍出版。这些著作中有些内容非常相似，要么是福音派传教士对圣经故事那让人无法呼吸的重复（有时会因考古学上的发现而有所强化），要么是旅游者对土耳其帝国的无能、犹太人的哭泣、阿拉伯人的无知以及东正教的粗俗的嘲讽。亚历山大·金雷克（他后来曾对克里米亚战争进行过报道）那诙谐风趣的《日升之处》可能是这些书当中最好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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