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声音愈演愈烈。尤其是到了乾隆皇帝第六次“下江南”之前。
当然，此时的和珅是非常清楚乾隆皇帝的心思的。乾隆皇帝是极想出去走走看看，考察一下自己御宇这么多年来天下百姓的生活的，但是又怕被人冠以贪图享乐、挥霍无度的恶名。和珅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为乾隆皇帝排忧解难。他向乾隆皇帝担保，说江南各地物产丰盛，官员和富商们久沐圣恩，早就一心图报。若乾隆皇帝南巡，一应费用，江南的官员和富商们都愿捐献，可以不必动用国库。这样一来，那些说乾隆皇帝享乐的人就无话可说了。乾隆皇帝听了大喜，他当即决定令和珅全权安排南巡事宜，御驾即刻启程。
和珅接到圣旨，向江南各地发出通知，言明皇上要巡视江南，各地官商要悉心准备，鼓励商人捐钱捐物，作为皇上南巡之需。虽然公文中没有强求的意思，可是，此事既是皇上南巡，又是和珅的主意，官员们若是还想坐稳自己的位子，谁敢怠慢，纷纷不惜国本大兴土木，就怕让皇上不满意。有的人还想趁这一机会讨好皇上，以谋得升迁。他们又怎会甘心掏自己的腰包呢？弄到最后，各种负担还是转嫁到了百姓头上，百姓们被迫出工、出钱，疏通运河，建造行宫，修葺龙舟，将江南装扮得一派亮丽，在这亮丽下面却不知有多少百姓的哀叹。
乾隆皇帝南巡开始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感到满意。他心中不禁感叹，大清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在是好不气派，比起圣祖康熙来也毫不逊色。
在和珅的精心安排下，乾隆皇帝几乎没动用国库一分一毫就顺利、满意地完成了南巡，还到曲阜祭拜了孔府、孔庙和孔林，向天下人表明他尊师重道的仁德。
乾隆皇帝将江南百姓的民脂民膏都当成了和珅的功劳，他还看到了和珅理财的天赋，任命和珅为户部尚书，把整个大清国的财政管理权都交到了和珅手中。
乾隆皇帝愈是明令节俭，深深揣摩透了他心思的和珅就愈发加紧催官员捐贡进献，这样一方面可以让人觉得乾隆皇帝清明仁政，另一方面又足以满足乾隆皇帝的虚荣奢侈。
但是，随后的乾隆皇帝也了解到，这许多花费，朝廷虽然不向民间征派，却交由商人承办。这些商人，多是两淮盐商。他们为讨好皇帝，不惜巨额花费，有的建造行宫，有的修桥铺路，有的购置珍奇宝玩，有的采买山珍海味，有的请来戏班，排演各种吉庆大戏。有的仅仅承办一次差务，就耗费白银10万两。商人大把花钱，乾隆皇帝乐得享受；乾隆皇帝赏赐官衔，商人得到实惠，变相卖官鬻爵，双方“皆大欢喜”。浮夸风愈演愈烈，造成国库空虚。南巡之外，乾隆皇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皇帝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皇帝亦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令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
日后的乾隆皇帝对此也很了解，他在最后一次南巡后所写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乾隆皇帝以后的清代皇帝，再也没人仿效过。因为后来的清朝国库已经承担不起了。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康乾盛世”的奢华美景，此后，大清王朝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为皇上服务，让皇上满意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使之无人能敌之外，和珅还利用一切机会，做好一些乾隆皇帝临时差遣的兼职工作并尽量使之尽善尽美。他知道，这是自己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六项基本条件。能够典型体现出和珅做兼职工作也做得尽善尽美的是下面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编纂《四库全书》。
和珅能够时刻为乾隆皇帝着想，抓住时机替乾隆皇帝换取好的名声。这对于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乾隆皇帝来说，无异于一剂最贴心的良方。
乾隆皇帝一生抱负极大，不只是想留得当世的盛名，还希望能够万世不朽。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乾隆皇帝觉得自己的德行足以广被天下，功绩也是百代无双，就想在“立言”上也做出一番成绩。他不仅要超过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超过以前的历代君王编出的“功德”（如宋朝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明代的《永乐大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乾隆皇帝借此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四库全书》。这样，便由《永乐大典》的辑佚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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