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乾隆皇帝立即于四月初四连下两谕，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
乾隆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派三个人前去山东查案，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重视此案了呢？非也！
您想，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和珅，与国泰的关系极好；刘墉，是国泰父亲文绶的老下级；工部右侍郎诺穆亲，是皇帝本人的亲属。这三个人，谁还不明白我乾隆皇帝要力保国泰安全过关的意思？
不过，样子还得装一装，再下几个命令吧。
四月初六，乾隆皇帝猜想和珅必然会对自己的意思心领神会，肯定已经迅速对此案件的后事处理安排完毕，于是就对军机大臣下旨，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珅等人。”
四月初八，乾隆皇帝又下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必然知道国泰劣迹，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控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我们再说钱沣。钱沣怕和珅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珅。和珅、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则于四月初四离京，前往济南。
和珅果然对于乾隆皇帝的意思领会得很好。和珅判断，刘墉必然会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力保国泰过关的。不管怎么说，刘墉也是国泰父亲的老下级嘛！
于是，和珅在去山东的途中，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教育、防范钱沣的上面了。他一方面极力袒护国泰；一方面威胁钱沣不要认真查讯。结果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丝毫不怕恐吓。
和珅看到一计不成，便又施一计。他秘密地通知国泰事情的前因后果，让他迅速做好防范准备。国泰知道消息后，赶忙向商人勒借银子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暂时掩盖了亏空的情形。
而此时的刘墉，居然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珅的态度，一路之上经常与钱沣秘密地商议对付和珅和国泰等犯罪分子的对策。
刘墉为何会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珅的态度，要坚决查处国泰呢？
根据我的分析，促成刘墉改变自己平日形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乾隆皇帝连续几封六百里加急的圣旨起到了作用。其实，这是刘墉对于乾隆皇帝真实想法的误解造成的。刘墉在这点上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矣。
第二，本人家传的工作作风。刘墉的祖父和父亲一直都是极为清廉，对于贪官污吏一直是疾恶如仇的。刘墉在心底里也有着这个方面的遗传基因，只是在不合适的时机不敢表现出来而已。
第三，强大的舆论工具的影响。这次弹劾国泰非比往常，前有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后有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继续追查，势头实在是太猛了。这次恐怕连皇帝也保不住国泰了。这也正是他露脸的好机会。
刘墉就带着这种极端错误的想法走上了与钱沣配合、与和珅作对之路！危险啊！
话说和珅一行到达山东后，就开始盘查仓库。和珅命令差役抽视了几十封银，数量和册籍所载相符，和珅便下令返回住处，即表示已经盘查完毕，没有亏空了。
应该说，国泰的贪污案就应该结束了。钱沣呢？他的弹劾，不是被定为诬告，便是以“风闻言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结局。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刘墉的指点下，钱沣提议将库封存，和珅同意。封库之后，一行人员就回去了。原来，钱沣在刘墉的指点下，发现了所验证的银子以及四品官的暖帽数量多少不等，银子的成色也不对。国家仓库存放的银两，一律是50两为一锭，银的质量很好，银色正常；而用来验证的是商人的银子，一锭有多有少，银色也不正常。他心知其中必然有诈，故建议将库封存。
钱沣马上细心访问侦查，最后了解到是巡抚勒借商人银子，冒充官银，放入库中。钱沣便派人四处宣告，如果被借银存入库中的商人，不将银数呈告官府，请交归还，便将其银没收。
第二天，三位钦差与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的成色和每锭银的数量，确实不对，不是帑银（国库银）。这时，商人纷纷呈禀银子被借的缘故和数量，将银领还，“库为之空”。这样一来，一下子就使山东亏空帑银4万两的真相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时的和珅迅速改变了脸色，他一想，得啦，我呀，我丢车保帅吧，别管他啦。和珅立即出卖了国泰，马上与刘墉、诺穆亲抓紧查审国泰贪纵不法案，结果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
此时的和珅只能与刘墉一起如实报奏乾隆皇帝，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乾隆皇帝大怒，命令刘墉、和珅缉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山东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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