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发出不久，他收到了一件夏布衫，十五元钱。
少年血
1931年1月17日，殷夫与八位同志在上海的一家小旅店开会时被英国巡捕逮捕。两天后，被引渡至警察局。
这是殷夫第四次入狱，也是最后一次。这次再也没有奇迹发生，没有人把他从死亡的边界线拉回来。二十天后的一个深夜，殷夫在龙华监狱遭当局枪决。和他一起处死的四个作家中，有一位是他的同乡，宁海人柔石。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附记1：兄弟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语出《诗经》，意思是说金星有两个名字，当它出现在凌晨，是启明星，出现在黄昏，又叫长庚星。1923年，融洽一时的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周氏大家庭彻底破裂，鲁迅愤而迁到西四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以前“兄弟怡怡”的情态。时人曾借用这种天象形容兄弟间的失和（鲁迅周岁时取法名“长庚”，周作人字启明），长庚和启明不能在一起，似乎是天命注定。
安顿好新居，鲁迅最后一次回八道湾取自己东西时，爆发了兄弟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正面冲突：
周作人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的头上打去，幸好被门客抢下。鲁迅也不客气，回敬了一只陶瓦枕。
鲁迅日记关于这一日（1924年6月11日）的记载是这样的：“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许多关于周氏兄弟的传奇里都有意无意地省略了这现代性伦理叙事的一节。
事后，兄弟两人竭力避免正面接触，但免不了在各自的文章中对此事的隐秘影射。周作人写了篇《破脚骨》。“破脚骨”在绍兴话里是撒泼流氓的意思，这种人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来达到制服对手的目的。在周作人看来，他的兄长正是这样的流氓。鲁迅回击一篇《兄弟》，取材于1917年周作人刚到北京时治病的故事，无情嘲讽了兄弟之情。
1925年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了短文《伤逝》，借用古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了他对不可再得的兄弟情谊的追念，“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这是他向兄长发出的一份意味复杂的密码电报。看到此文的九天后，亦即10月21日，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伤逝》，这个以“涓生的手记”为副题的第一人称的小说是他的小说中最沉郁悲痛的一篇，“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世人都误以为这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只有周作人看出来了，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爱情小说，而是假借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死，哀悼兄弟之情的断绝。
他在一则读后感中（后收入《知堂回想录》）如是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是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从新文化运动肇始时的兄弟一体而分道扬镳，他们施向对方的每一招，也都无情地伤着了自己。
阿忆的文章写到，鲁迅死后的第二天，周作人正好有一堂关于六朝散文的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了教室”。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讲义说，对不起，下一堂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让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
附记2：何其不堪
1931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一起被处决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中，还有四位文人是：柔石、冯铿（女）、胡也频、李伟森。这五位左翼作家的死，几经渲染，成为耸动国际的“五烈士”事件。
同时赴死的五人中，以教师为业的柔石年岁稍长，死时也不过三十一岁。柔石饶有文才，极得鲁迅赏识（从1929—1930年鲁迅日记的记述来看，两人情逾父子）。其文《为奴隶的母亲》写女性身体被剥削的痛苦，充满人道主义的深情。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二月》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娓娓叙述“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启蒙热情和传统桎梏间的两难，是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一。平心而论，柔石之外，其余四人在文学上皆是泛泛之辈。但在成了烈士之后，他们的文名始为世人所知。王德威有一段话说得好：
求仁得仁，原是革命作家的宿愿。何其不堪的是，日后资料显示，五烈士之被捕牺牲，未必是当局侦警如何的神通广大，倒可能是出自红色左派人士的内讧及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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