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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可夫在法庭上 我要把苏联侦讯机关的这一 “马德里宫廷”的所有“秘密”都写出来 即使我不久就要死，即使我是一具 死尸，但你们要知道 死尸有时也会说话的。 ——拉科夫斯基 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 1881 年出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农民的家 庭。俄罗斯人。曾在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1898年入党。在莫斯科三次公开 审判的主要案犯中，他是党龄最长的一位。 李可夫早期在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戈罗德诸省和 莫斯科、彼得堡、奥德萨进行革命活动。1902 年李可夫到达基辅， 接着到日内瓦，见到了列宁。在党的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参与 领导了 1905年的莫斯科革命。因为奔走革命，经常来往于国内和国 外，多次被捕。就像他说的那样， “没有一所我曾经呆两个月以上 的住宅”。 （21）最后一次的流放地是纳雷，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 解放了他。不久，他和布哈林、 Г·A ·乌西耶维奇、B ·Л·诺金、Г·N ·洛莫夫等，成为莫 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可夫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从 1918年4 月至1929年2 月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国内战争的年代，他担任劳 动与国际委员会的特别委员，负责红军和红海军的军需供应。1921年任俄罗 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与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于 1924 年继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俄共 （布）和 联共 （布）第三、四、六、九至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和十七大的中央 候补委员。1922—1930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可夫跌落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斯大林 有重大政治分歧，以及他和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与斯大林斗争的失败。他和 加米涅夫一样，曾较早地在党的会议上表达过反对个人专制的明确立场。在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说： “我们反对制定‘领袖’的理论， 我们反对制造 ‘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把政治和组织实际上合为一体，从 而凌驾于一个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我们党内上层应这样地组织，即能使 政治局成为真正的全权机构 我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成为团结布尔什维克 司令部的人。” （22）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与加米涅夫站在对立立场上的 李可夫表达了同样的反对专制的观点，他说： “不论何时，不论在谁面前， 不论在斯大林面前，也不论在加米涅夫面前，也不论在别的什么人面前，党 都不会屈下自己的双膝。” （23）然而，4 年以后 （多么快呀！）布尔什维 克党就在斯大林面前屈下了自己的双膝。又过了不多几年，党受到了斯大林 的任意宰割。1929年以后，李可夫在党中央和政府的职务相继被撤销。1931 —1936年担任邮电人民委员。 李可夫的女儿娜塔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李可娃有一段对父亲的回忆， 生动简洁地描绘了李可夫。 娜塔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他身材匀称，个子略高，深色的头发， 诚恳的面孔，不同寻常的蓝眼睛，颜色深浅不一的胡须。我的母亲也是一位 老党员，在她同父亲初次相识时，曾因他的胡须发生过误会。母亲说，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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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巴黎，在列宁的住宅里。克鲁普斯卡娅那天不在家，伊里奇在同皮亚 特尼茨基 （24）下象棋。突然铃声响了。她打开门，看到一个留着 ‘杂色’ 胡须的男人 尽管他说对了暗语，可她还在犹豫：是不是密探呢？她低声向 伊里奇说了情况。伊里奇放下象棋，走过来一看，哈哈大笑起来： ‘嘿，原 来是你这个密探！’ “上面谈的是他的外表。他的性格欢快。像布哈林一样，他喜欢开玩笑， 但有分寸，适可而止。他热爱大自然，但不像布哈林那样，带着画夹乘车外 出打猎，他更喜欢步行到郊外，看看燕麦长势如何，黑麦成熟了没有。 “他的工作？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有时他回来休息，吃完饭， 躺在沙发上说： ‘7分钟后要到人民委员会去，5 分钟后叫醒我。’他常常工 作到晚上 11点才回家，喝完茶后就读书。偶尔晚上有空闲时，全家就去剧院， 但这种机会很难得。 “他的朋友？很难说他跟某人特别要好。他几乎和所有同志都保持着公 开的友好关系。我记得他的脾气变坏的时间是 1930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最 后几个月和最后几周。因为我记得这牵涉到我们全家。1936年夏，我从师范 学院毕业，父亲当时任邮电人民委员，他带我到远东去出差。我先是当他的 秘书和打字员，到了秋天，我开始到边防学校教俄罗斯语言文字。不久，我 们全家从克里姆林宫搬到一所 ‘沿岸街的房子’。一天，有人把我从学校里 叫出来，让我离开学校。我明白，固执己见是没有用的。我清楚地记得，当 我离开学校时，学员们出来看着我。 “家里沉闷压抑。十月全会以后，父亲变得越来越悲观忧郁，他常常在 屋里一连数小时不声不响地踱来踱去。我们和妈妈都相信他， ‘只要是正确 的，就要坚持到底’。有一天我们读到了布哈林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中 指出强加给他与父亲的罪名是荒谬不实的。这封信写得如此令人信服，我们 突然觉得屋里出现了光明。妈妈对父亲说： ‘你也应该写这样一封信。’父 亲看着她，苦笑着说： ‘你想一想，谁会需要这个？’至今我对这句话还记 忆犹新。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在下一次全会，即2—3 月全会之前，奥尔忠尼 启则死了。妈妈听说后，低声说了一句 ‘最后的希望’，然后就因中风而倒 下去了。 “这次全会之后，一连几个晚上，父亲完全绝望了，他几乎不同任何人 说话。在最后两天，他已经不吸烟，不吃饭了。最后一天，天还不黑时，他 回到家里，然后又走出自己的房间。我问： ‘你还去那儿吗？’他没有回答。 这时我决定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 381 波斯克列贝舍夫接的电话。我问： ‘您还要找我父亲吗“’他回答： ‘过一会打电话给您。’电话铃响了，他说：‘汽车已经派出去了。’我帮 助父亲穿好衣服，送他走出家门，向他告辞。他在一座石桥旁坐进了汽车， 然后车开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 （25） 李可夫在前右翼反对派中的仅次于布哈林的第2 号领袖的地位，使他成 为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仅次于布哈林的第2 名主要被告。由于他长期担 任国家的最高行政领导，因此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中原来担任中央 和地方的行政领导人似乎自然是他的部下，他们的恐怖和破坏活动自然都是 在他和布哈林指使下进行的。 1938年 3 月 3 日，克列斯廷斯基“认罪”后，他便被叫起来接受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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