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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车出去了，要在今天杀死斯大林。赖因霍尔德说话时坐立不安，因为他 们很久还没回来。这天晚上我又见到赖因霍尔德时他对我说，斯大林的警卫 妨碍了恐怖行动的实施。他说，警卫把组织的成员吓跑了。” （皮克尔，1936 年 7 月 22 日审问记录）托洛茨基的前警卫员德赖采尔供认，1934 年他得到 了托洛茨基的书面命令： “这项命令我是通过我的常住华沙的姐姐斯塔洛维茨卡娅得到的，1934 年 10月底她来到了莫斯科。 “托洛茨基的来信简短，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请您转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除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 第二，把在军队组织支部的工作展开。 第三，一旦爆发战争，利用一切挫折和慌乱夺取领导地位。” （德赖采 尔，1936年 7 月23 日审问记录）穆拉奇科夫斯基供认： “埃斯特曼交给我一封德赖采尔捎来的信。我当着埃斯特曼拆开了，看 到了托洛茨基写给德赖采尔的信。托洛茨基在此信中指示杀害斯大林和伏罗 希洛夫。” （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 7 月4 日审问记录）1934年 12月，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捕后， “托洛茨基担起了在苏联的恐怖活动的 全部领导责任”。他先后把一个个特务派进国内，有贝尔曼—尤林、奥利别 尔格、弗里茨—达维德、戈罗维契、古列维奇、贝霍夫斯基等。奥利别尔格 供认： “我与托洛茨基有直接联系，与他保持经常的联络，同列夫·谢多夫同 样保持经常的联络，他亲自交给我不少组织方面的指示 ” （奥利别尔格， 1936年 2 月 13 日审问记录）贝尔曼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弗里茨—达维德 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杀害斯大林。贝尔曼—尤林供认： “托洛茨基与我谈话时公开宣称，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不能撇开极 端手段，斯大林应予以肉体消灭。他在谈到斯大林时的凶狠和仇恨是难以置 信的。这时他像发了狂。谈话时，托洛茨基从椅子上起来，在屋里神经质地 走来走去。” （贝尔曼—尤林，1936年 7 月 21 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说过： “光砍倒大树是不够的，必须把这棵大树旁的所有小树都砍 光。”他们想借杀害领导人造成的惊慌夺取政权。 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由德赖采尔负责。他吸收了前托洛茨基分子、 红军军官·施密特和库兹米切夫。穆拉奇科夫期基供认： “1934年中期，德赖采尔向我报告说，他准备同时杀害伏罗希洛夫，施 密特·德米特里应为此作好准备。预定由他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做述职报告时， 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将要参加的例行演习的时候，将他杀死。” （穆拉奇科夫 斯基，1936年 7 月 19—20 日审问记录）另一个刺杀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由莫·卢里耶领导，小组成员纳坦·卢里耶供认： “我应当承认，由我率领的恐怖战斗小组，从1932年秋到 1933年底积 极进行了对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准备。我们计划在伏龙芝 大街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楼地区跟踪和杀害伏罗希洛夫，为此目的我们在这— 区域观察了一年。” （纳·卢里耶，1936年 7 月21 日审问记录）H ·埃斯特 曼负责组织对卡冈诺维奇的恐怖行动。他准备组织人马，趁卡冈诺维奇视察 卡冈诺维奇制革厂时下手。他向莫斯科恐怖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德赖采尔报告 了预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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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刺杀由纳坦·卢里耶负责。他准备在奥尔忠尼启则视 察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时下手。对日丹诺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的谋杀 由托—季中心领导下的地方恐怖小组负责。 在中央 7 月的秘密信中，还列举了阴谋恐怖分子依靠外国特务机构进行 恐怖活动的供词。莫·卢里那与德国的盖世太保有联系。托洛茨基和季诺维 也夫知道莫·卢里耶和奥利别尔格等与盖世太保的关系并支持他们利用这种 关系。此外，阴谋恐怖分子在准备行动时，任意盗窃国家资财。 信的 “结论”部分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匪帮，面对苏联党和政府 的成就，提不出任何可以说得上是政治纲领的东西来，只好露出了与人民为 敌的面目，并把恐怖手段作为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因为他们是阴谋集团， 无法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于是， “两面派”成为他们与党和人民的关 系的特色，加米涅夫在被秘密审讯时对如何在两面派的掩盖下通过恐怖手段 取得政权，作了明确的说明：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不止一次。对于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 的首领们上台执政的问题，我们预先设计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也是我们觉得最现实的方案是：实施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后， 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中会产生混乱，他们将会和我们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集团的首领们，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进行谈判。 “我们的根据是，在这样的谈判中，我和季诺维也夫将会在党和国家中 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在斯大林领导期间，我们通过自己的两面派政策毕竟达 到了使党原谅了我们的错误，使我们回到了党内，而我，季诺维也夫和托洛 茨基，我们参加恐怖活动的事情，对党和国家来说将成为秘密。 “第二种夺取政权的方案，也是我们觉得不太可靠的方案是：实施对斯 大林的恐怖行动后，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中会出现犹豫动摇和组织涣散的状 况。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领导人将能利用这种混乱状况，迫使剩 下的党的领导人让我们参政或者强迫他们把位置让给我们。 “托洛茨基的出现和积极参加夺权斗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外，我们认为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组织新政府同样将有右派分 子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参加。”⑦ （加米涅夫，1936年 7 月23—24 日审问记录）这样，中央的信通过伪造罪行，并将它强加于社会，把反对派 成员打成了敌人。他们成了秘密信的结尾部分所说的 “苏维埃政权的最凶恶 的敌人”， “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成为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和革命者的主 要斗争对象，即 “人民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曾说过，谁不赞成革命谁就是 敌人。 “人民的敌人”的用语，表面上看来是因袭了这位法国大革命领导人 的话，实际上二者所指根本不同。罗伯斯庇尔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把不正 当地聚敛财产的人和专制官僚看作敌人。斯大林则把不同意和可能不同意他 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关于 “人民的敌人”的含义，当时贝利亚常在会议 上谈到，并说他是传达斯大林的观点。他说： “人民的敌人不仅是进行破坏 的人，而且还有怀疑党的正确路线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 因此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 ”⑧在秘密信的制作中，不能不看到斯大林的作 用。斯大林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该信需要他的同意和签发，而且表现在该信直 接贯彻和体现了斯大林的意志。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封信称作 “斯大林致 各地党组织的秘密信”，也是完全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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