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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代表的检察官如要存在就只能充当当权者的代言人。对于这一点，维辛 斯基不仅明白，而且本人甘愿充当这样的角色。后来，他于 1937年3 月在检 察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讲话说： “必须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 和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和时刻，比如说，法律实际上过时而应当 把它们撇在一边。” （18）为了使这种无视和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得以 贯彻和实施，维辛斯基提出了他的法学 “理论”。他说，在涉及国事罪的案 件中，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是被告自己的承认。另外，维辛斯基 还论述了法庭的任务。他说，法庭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的，因为 犯罪事实已经过去，法庭无法再制犯罪过程。既然无法确定事实真相，那就 无须去这样做，只要确定被告罪行的 “最大可能”就够了。因此，法庭的目 的便不是寻求真相，而是确定被告由起诉所认定的犯罪的 “可能性”。一旦 这种可能性被法庭确认，便可作为判罪的根据予以判罪。 （20）而在被告权 利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犯罪的 “可能性”是诡辩术所不难证明的。法庭 论证被告犯罪的 “可能性”和被告本人的承认加在一起，构成了维辛斯基审 判学的基本理论，是专制政权任意施为的法学根据。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 以及后来几次公开审判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面对如此重要、如此众多、罪行如此严重的被告， 检察长先生拿不出哪怕一件确凿的物证，来证明这一阴谋集团及其罪行的存 在，但却丝毫无碍骄矜的公诉人揭露和申斥被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如 同一个导演看到了自己的成功之作，维辛斯基显得是那样地得意和神气十 足。当然，说维辛斯基是导演并不确切，因为真正在后台当导演的并不是他。 但是，起码是他在前台临场指挥并享受成功的喜悦。他看到，在他导演的剧 作中，除了像斯米尔诺夫等个别人进行过不成功的反抗外，被告们对他在起 诉书中提出的指控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屈，有的甚至于想方设法争相予以 承认和证实。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桩骇人听闻的 大阴谋，而根本用不着顾及事实和听众是否相信，也根本用不着担心他的话 会受到批驳和揭露，因为他要说的话是遵循最高指示，是不受党和人民的检 查和监督的。很可能，像维辛斯基这样的混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政客和文痞 原本就认为，历史本来就是演戏，谁演得真切谁就是胜利者。 维辛斯基首先对大审判的必要性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他说，还 175在三 年以前，斯大林同志不仅预见到了敌视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的必然的反抗，而 且还预见到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活跃的可能性。目前的法庭审判完全地和十 分明确地证实了这一预见的伟大和英明。接着，他抨击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 基主义，再次列举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各种罪行。接着，他满怀激情 地回忆起基洛夫遇难的事件： “这些资本主义的疯狗竭力撕碎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最最优秀的人物。他 们杀害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珍贵的革命家，这是一个卓越的、非凡的人， 一个心底坦荡和乐观的人，就像经常挂在他嘴边的笑容一样，他的坦荡和乐 观就像我们的生活本身一样。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基洛夫；他们把刀戳向了我 们的心窝。他们以为能够因此而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惊慌和恐惧。” （21） 然后，维辛斯基剖析起斯米尔诺夫的顽固不化和支吾搪塞。他说，斯米 尔诺夫顽固地否认他参加了托—季中心的任何恐怖活动，可是他的罪行已被 其他人的供词所证实。然后，维辛斯基以他擅长的诡辩术，信口雌黄地尽情 地发挥着，分析起斯米尔诺夫犯罪的经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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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斯米尔诺夫要自我辩护，他会说，他已经脱离了中心。斯米 尔诺夫会说： ‘我什么也没有干，因为我当时在监狱里。’这真是一个天真 的证明！斯米尔诺夫从1933年 1月1 日起就蹲在监狱里，可是我们知道，斯 米尔诺夫尽管蹲在监狱，仍然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因为发现了斯米 尔诺夫呆在监狱时同外面的朋友联络的密码。这一点证实联系是存在的，就 是斯米尔诺夫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22） 维辛斯基尽管这么说，却自始至终没有向法庭出示这方面的任何证据， 也没有表现出用出示所发现的密码来说明案件的意愿，尽管物证在定案中的 首要作用是尽人皆知的。而人民在当时甚至不敢提出要检察长出示罪证的要 求。其实，像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主要被告的起诉书一样，维辛斯基 的皮夹里除了洋洋洒洒耸人听闻的声明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称为证据的东 西。后来，直到20 多年后对季诺维也夫案件的主要被告平反时，也没有发现 斯米尔诺夫的任何密码。显然，密码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总检察长伙同内 务部制造的假证。因此，我们不能把维辛斯基的问题仅仅归结于使用错误的 法律学理论，充当恐怖政策的辩护士。他已堕落到使用诬陷手段，充当刽子 手们帮凶的地步。 维辛斯基随意把恐怖主义的理论强加到被告头上。当然，他在这样做的 时候，同样拿不出任何说明被告曾经公开或隐蔽地散布恐怖主义的证据，而 只能使用被告被迫作出的供词： “那么，这些先生们怎样使他们所说的马克 思主义与 恐怖活动相适应呢？根本不能！然而，这些人曾经把自己称作马克 思主义者！或许 季诺维也夫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里说， 马克思主义与恐怖主义是不可能相容的 “在这次审判中 赖因霍尔德 说，1932年，季诺维也夫 曾为恐怖手 段的使用进行辩解，他说， ‘尽管恐怖手段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但在 现在这种看法应该取消 。’” （23） 当话题涉及到理论问题时，善于诡辩的维辛斯基越发不可止步，他情不 自禁地卖弄起他混入布尔什维克以后才学到的知识和理论： “与民意党人的 恐怖时期作对比确实是无耻的。在民意党人的时期，那些真诚地反对沙皇制 度，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确实使用了自己特有的然而永远无可指责的方式。 我想起他们时心里充满了尊敬之情。因此，对于上述侮辱性的相提并论，我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或许是出于这种假惺惺的义愤吧，维辛斯基在讲话的终了喊道： “我要 求将这些疯狗枪毙，一个不剩地枪毙！” （24） 按照法庭的程序，公诉人发表起诉总结发言后是被告们的“最后陈述”。 8 月22 日上午，被告们把自己的“最后陈述”的稿子交给了莫尔恰诺夫，后 者把它们送交叶若夫审阅。最后陈述也要由审判当局批准的作法，再一次证 明了公开审判的虚伪性。叶若夫把稿子中有关被告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 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掉了。因为被告对列宁的崇敬心情的流露和对自己 革命经历的回忆，自然会唤起人们对他们的罪行的怀疑，对他们的指控也会 显得站不住脚。另外，法庭根本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从赤胆忠心的革命家 变成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因此，从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几位 主要被告曾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学生这一历史事实，也根本看不出他们曾经 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活动，曾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曾 在国内战争的战火和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甚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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