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宰相崔杼斩杀齐国国君齐庄公，独掌大权的崔杼事后翻阅史书，发现一件让自己怒火中烧的事情，齐国史官太史伯竟然在简书不替领导粉饰，直接写某年某日，崔杼弑其君！
恼羞成怒的崔杼下令将太史伯抓起来砍头，并踩烂了这一片竹简。
接替太史伯的是他的弟弟，过两天，崔杼又去翻资料，新任史官补上了那一片竹简，竹简之上依然是那些字：崔杼弑其君！
反了反了，崔杼抓狂了，他拍案而起，马上送新任史官去见他哥哥。并再次将竹简踩个稀烂。
再过两天，崔杼又一次在竹简上看到让他触目惊心的五个字：崔杼弑其君！
这一次的史官是太史伯的另一个弟弟。
看到这一片竹简，崔杼终于冷静了下来，他终于承认这个世界上确有威武不能屈的人，于是，他释放了史官，接受了自己弑君行为被记录于史的事实。
故事还没有结束，新任史官出去后，迎面碰到一个气喘吁吁，拿着竹简的人。此人是南史氏，南史氏告诉对方，听说太史家史官都被杀了，自己现在拿着竹简准备将崔杼弑君之事继续记录下去。
“既然你已经写好了，那我就告辞了。”南史氏挥挥衣袖，转身就走了。
春秋无义战，春秋有大义，正是有这些史官冒死直书的精神，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信史。
现在，回到伟大的贞观年间，维护史官尊严的使命降落在褚遂良身上。
李世民向褚遂良要的是起居注，起居注这个东西是记录皇帝日常活动的东西，属皇帝的日记。百姓的日记别人不能看，但皇帝的日记，按约定俗成的惯例，皇帝本人不能看。
褚遂良深吸一口气，郑重告诉皇帝陛下，这个东西专门记载人君言行，不管善恶都会记载，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君王端正自己的行为。
然后，褚遂良直接回绝了李皇帝：
“我混了这么久，还从来没听说君王可以看起居注的。”
李世民沉默了，半晌之后，嘟囔了一句：
“这么说，要是朕有什么做错的，你们也会记吗？”
褚遂良可能差点偷笑出声了，想不到英明伟大的领导也有内心纠结的东西。这不废话嘛，于是，他答道：
“秉笔直书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
在褚遂良带头作用下，黄门侍郎刘洎也凑过来起哄：
“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的。”
李世民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说道：
“那是那是。”
李世民采取撤退是正确的，要知道，另一位刺头魏征最近生病了，没上班，要是让他知道李世民要看起居注，不知道这位乡巴佬要怎么尖酸刻薄地讽刺李大帝。
李世民试图接管史书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第二年，李世民又一次想起了那些让他牵肠挂肚的记录。这一次他聪明了，没有找人称魏征接班人的褚遂良（魏征去年去世），而是找到了老部下房玄龄。
“国史因为什么原因不让帝王看呢？”李世民抱着虚心请教的态度询问房玄龄。
“国史善恶必书，怕圣上看了大怒，所以不献。”
李世民呵呵笑了起来，摆了摆手：
“我不会的，我不会的，我的用心跟前世帝王不同，我看国史，只为知道前日之恶，以后好引以为戒，你放心好了，现在拿上来给我看看吧。”
转这么一个大圈，还是要看国史啊。
主管纪律工作的谏议大夫马上表示反对，但李世民宣布反对无效。
不久后，李世民终于看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国史，打开国史，李世民很快翻到了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
那一天，长安城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玄武门之变。
不知道史书上如何记载，只知道李世民看了很不高兴，他叫来房玄龄，告诉对方，自己当年干的事，类似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没必要忌讳，你们重新写，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所谓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总结这三者的特点，就是为了维护正义，战胜邪恶，这些人不得不做出一些有违礼法的事。
要是相信李世民所说的你们大家照直写（直书其事），那就上当了，其可靠性比公交司机所说，下一辆马上到差不多。事实上，李世民玩了一个小花样，在下令指示房玄龄直书其事前，特地举了周公们的例子，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
以房玄龄的智慧，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很快，史官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一份经过精心修改的国史重新送到了李世民面前。
说出这个往事，不仅仅是为了揭李世民的老底，还想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书，是经过人为加工的，里面有篡改，有隐瞒，甚至还有编造。
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尽不信书，将无书可信。
因为历史是人写的，自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正因为是人写的，就一定不会全是假的。
林肯告诉我们：你可以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时间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长时间蒙骗所有的人。
要想在史书里欺骗所有的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我们不应该忘了史官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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