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背督等人想了想，说：“恐怕没这个实力吧。”
石勒乘机应道：“既然如此，何不早寻出路。如今我们的部落已经有人收受单于的赏赐，准备叛逃投奔单于了！”
张背督等人深以为然，承认刘渊乃是可以与晋军抗衡的最强的势力，于是跟随石勒一起投往汉营。汉王刘渊大喜，封张背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率这支部队。
（从一些细节上也可以看出刘渊对石勒相当器重，将“平晋”二字作为他的封号，我们大致能够猜想到两位英雄人物见面时的相惜之情，比之晋朝皇室的什么“兄弟之情”，便可知是谁得天下，谁失天下了。）
令刘渊头疼的乌桓部（就是曹操平定北方时的那个乌桓，或者叫乌丸部的后裔）张伏利度有两千兵马屯于乐平，刘渊认为乌桓与匈奴同为入塞的游牧民族，很想将其招至部下，但乌桓部并不领情。石勒向刘渊献计，他假装在刘渊处获罪，前往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很高兴，与石勒结为兄弟，石勒出兵时每每所向无前，深得伏利度部下之心。石勒在认识到众心已经归附他之时，突然在军中聚会时挟持伏利度，并对其部下说：“如今若起大事，我和伏利度谁可为主。”众人皆高呼石勒之名，石勒当即放了伏利度，率众归顺汉国。刘渊又得乌桓部的精兵，加封石勒督管山东征讨诸军事，并把伏利度部也交给石勒指挥。
刘渊得到石勒相助，同时部队又得到了休整。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以四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为南路军，以辅汉将军石勒为东路军，分别向太行和冀州一带进军。东路军在进军途中遇到了晋军的抵抗，而南路军则比较顺利，刘聪接连攻下河东、平阳两郡。刘渊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以壮声威，而这一招还真有效果，附近鲜卑、氐的一些部落纷纷来降。晋军处于退守之中。八月，东路军的石勒终于攻下邺城。晋军分王堪、曹武两路抵挡刘渊的两路大军。两军相持于洛阳附近。（晋朝都城的人们可谓是坐卧不安了。）
汉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取魏郡、汲郡、顿丘等地，各地望风而降，少有抵抗的力量。刘渊认为汉军手握并、冀两州的大部，兵临洛阳，已对晋军形成了绝对优势，灭晋当在弹指之间，此时竟迫不及待地在蒲子称帝，改元永凤，大赦境内，封长子刘和为大将军，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其他宗室尽皆封王。异姓按勋谋区别，也封为郡县公侯。
（刘渊与石勒相比，对长远的考虑上似乎稍有不及，细节之处可见差别，石勒早年的穷苦经历也铸就了他的隐忍负重、不在乎一时得失的性格，并且对于时势的判断也常常准确得让人惊讶，而刘渊就显得过于贪恋权势了。不过刘渊的年龄应该是远大于石勒的，所以也不可同一而论。）
这样，汉、晋两国已成为真正意义上对等的两国，它们在洛阳附近的决战，将成为决定双方今后命运的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七、汉晋洛阳大战
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采纳大臣们的建议，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大赦境内，改元河瑞。汉军当时的攻势渐渐形成灭晋之势。
晋朝内部传出的消息令人失望，由于东海王司马越独揽大权，他所立的晋怀帝已经与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怀帝多次秘密会见其亲信大臣缪播等人，有除掉司马越之意。司马越觉察到缪播等人的行径，在宫中发动突然的军事行动，将正与晋怀帝讨论密事的缪播等人一并诛杀，同时斥逐保卫皇宫的武将，司马越与诸官之间形成对立。（司马越兵权在握，而所谓的皇帝的亲信大臣们又尚未得到可以信赖的寸兵一卒，一旦有变故，没有实权的皇帝只能在一边偷偷流眼泪。权臣之难以对付，众多的例子可以做上一个最好的注脚。但所谓对内可以靠自己的权术，对外则得靠真正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而实力与才能显然不可能靠动点小聪明就改变，这就是司马越与曹孟德、司马懿之辈的最大的差距。）
晋左积弩将军朱诞痛恨司马越的倒行逆施，失望之下叛降刘渊，并向刘渊陈述了洛阳防守的弱点，劝刘渊出兵攻打晋都洛阳。刘渊本有此意，当即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为汉军开路，以平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向洛阳方向进发。汉军很快攻克黎阳、延津等地，并击败晋车骑将军王堪，刘景在延津附近将晋朝的三万百姓沉入黄河。
刘渊闻听这个消息，勃然大怒，说：“刘景有何颜面回来见朕？更何况天理岂能容他！我要除掉的，司马氏罢了，百姓何罪？”立刻将刘景降为平虏将军。
（此时的刘渊再次显示出他重视汉政权对晋朝百姓的影响，可见其欲匡扶天下之心。比起他的那些接班人，以及十六国中不少只知穷兵黩武，屠戮生灵的统治者，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东线战场，即冀州一带，石勒先后攻陷了冀州郡县壁垒百余个，兵力增至十余万人。
石勒的军事胜利不仅影响了周围的诸胡部落，也影响了不少报国无门的晋朝汉人士族。赵郡人张宾，就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低级士人，他自叹世风日下，难逢明主，总是对他的兄弟们说：“我自以为才智谋略不比张子房差，可惜我却遇不到我的汉高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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