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匈奴发生内乱，羌渠被手下所杀。於扶罗回不了北方，就留在了汉朝，自称是匈奴单于，他的部族大致集中在现在的山西、河东地区。於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而於扶罗的儿子刘豹则被封为左贤王。（前面这些单于们的名字真够长的，或许是熟悉了汉族的单音节语言，他们也觉得匈奴语叫起来太麻烦，于是到了刘豹这一代其名字已与汉人无异了。）
曹操平定北方以后，将南匈奴众多部落按地理位置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各部首领皆为刘氏，他们基本都聚居在晋阳（即今山西太原）一带的汾河流域，这刘豹就是左部之帅。
刘渊便是刘豹之子，此人自幼博览群书、熟读兵法，同时又武艺高强，膂力过人，在当时可以算是个文武全才，称得上出类拔萃的人物。晋武帝还没有灭吴之时，就曾有意提拔他，“任之以东南之事”。但很多大臣指出：刘渊之才，当今天下无人能比，如果让他伐吴，恐怕是有去无回啊！（又一个孙权？）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呵呵，这句话在十六国时期真可以说是被用滥了，想想一个晋朝，还不是被自家兄弟好好的给毁了，所以说搞种族歧视一类的东西，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当时武帝真的派刘渊讨伐东吴，恐怕十六国历史得通通改写了。）
伐吴虽然没去成，但刘渊凭借他的才干，却依旧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刘豹死后，刘渊继任南匈奴左部帅一职，他刑法严明，又广纳贤士，幽州、冀州一带的读书人，都仰慕他的威名，纷纷投到他的部下。
晋惠帝（司马衷的谥号）元康末年，成都王司马颖被任命为镇北大将军，镇守邺城。鉴于刘渊的影响力，就起用他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将他调到邺城。
这时，“八王之乱”开始，天下大乱，匈奴部族也自然有些想法了。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人在一起议论时说：“从前，我们的先人与汉室约为兄弟，忧泰与共。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们的‘单于’虽有虚号，却没有寸土之业，从王侯降为编户（与普通老百姓无异了吧）。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看来是我们兴邦复业的时候了。”
众人都认为刘渊“姿器绝人，干宇超世”，一致推他为大单于，并派同党呼延攸到邺城密告刘渊。刘渊也是早有此心，便借故向司马颖请归，司马颖毕竟心有疑虑，并未放行。刘渊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捎上口信，命刘宣等人召集匈奴五部人马及其他的胡人，以响应司马颖为名，准备起事。于是晋室江山在风雨之中，已是摇摇欲坠了。
二、刘渊建汉
从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由皇族内部争权夺利引起的大纷争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场变乱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源自于上文提到的贾南风女士所引起的一场宫廷政变，实质上却与晋朝自立国起从皇室到士大夫的全面腐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动乱前前后后一共延续了十六年。可惜咱们的文章没兴趣讨论这八位王爷以及他们各自的势力是如何此消彼长，自相残杀的，司马氏一族没什么可以称道的人物，若是单独讨论“八王之乱”的历史，恐怕可以另起一文。
到了刘渊准备起兵的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当时皇族势力已折损大半，连那个祸首贾南风也早已丢了性命，八王之中仅只剩下了三位，那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刘渊的顶头上司司马颖由于在前一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时功勋较大，被封为皇太弟，执掌朝廷内外的大事，且手握兵权。但这位“皇太弟”也是位公子哥式的人物，掌握大权却不知自重，所谓“嬖幸用事，大失众望”。
既然有人占着位子不干好事，那就自然有人准备取而代之，这位老哥便是东海王司马越。此时司马颖身在邺城，却把惠帝留在了洛阳城里。司马越一想，这不是天赐良机吗，正好给他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纠集一批嫡系，进入皇宫，声称司马颖是叛逆，要戒严讨之，接着便带着那位白痴皇帝出兵讨伐，自己就做了大都督，传檄天下，招募兵众，并且通知河间王司马颙一同讨逆。
消息传到邺城，群将震惊，司马越打着“御驾亲征”的幌子还真能糊弄不少人，有人劝司马颖还是脱下盔甲，穿上缟素，出城请罪，也有人劝他亲自出面，奉迎圣驾。司马颖早将白痴皇帝视为无物，岂能害怕？他怒斥手下道：“亏得你们这些人通晓事理，前来投奔我；现在天子被一群小人所逼，你们却竟然叫我送上门去，束手就擒！”
他当即派了五万士兵迎战司马越，看来司马颖的手下果然是国家的正规军，训练装备等各方面情况都要优于对手，两军交战，司马越的那批乌合之众当即崩溃，司马越十分狼狈地逃回自己的封地。司马颖乘机将在战争中又受伤又受惊的皇帝接进邺城，倒过来攻打起国都洛阳来。（所以说“挟天子”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并不是人人都可做得的，假若自身的能力和实力不够强却硬要拿个皇帝来充门面，弄不好号令天下玩不成，反倒坏了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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