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珽一看韦孝宽吃了秤砣，又向城里的守兵喊道：“韦城主受了宇文黑獭的恩禄，死守还说得过去；你们这些将士们，何必跟着他送死呢？”他又往城里射去赏令，上写：“谁能斩城主投降，拜为太尉，封开国公，城邑万户，丝帛万匹。”
韦孝宽收下赏令，翻过面来写道：“谁能斩高欢，照此封赏。”回射到城外。高欢气炸了肺，用铁锁锁上韦孝宽在关东的侄子韦迁，刀架脖子，押到城下，韦孝宽不投降，就杀掉韦迁。韦孝宽不为所动，看都不看一眼。城中士卒感动不已，个个抱定决死之心。
东魏在玉壁城下，苦战近六十天，死伤惨重。时值隆冬，军中缺衣少药，疾病蔓延，史载“死者七万人”。高欢的脑力与体力都发挥到了极限，旧病复发，倒在了军营中，于是，出现了本部开篇那一幕悲壮的场景。
一片《敕勒歌》的歌声中，高欢想起了六镇草原上的辽阔天空，想起了怀朔到洛阳的邮差生涯，想起了骑马赶牛的逃难岁月，想起了那个豪气万丈的青年贺六浑。一世坎坷，一路拼搏，今天的你，是憾，是恨，是喜，是哀？
旷日持久的龙虎斗，渐渐走到了尾声。十四年，以早婚早育的北朝人的标准，是一代人的时光。临到末了，我们还是忍不住问一个很俗的问题：高欢与宇文泰，谁更强？
论成就，高欢由一名不起眼的怀朔镇小兵起家，广结宾友，先后效力杜洛周、葛荣、尔朱荣，信都起兵，以一州之力，席卷整个关东；宇文泰出身武川镇将之家，投葛荣，降尔朱，入关平乱，接手贺拔岳军队，将关中经营得有声有色，才得以积累资本与高欢抗衡。两人各得天下三分之一，胜败如梅花间竹，难分高低。
论用人，高欢看重一个义字，惜才爱士，但为了短期的战略目标，忽视了北魏遗留的吏治腐败，造成军士贪婪无度，难以遏止，最终毁掉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也毁掉了高家的霸业；宇文泰最看重的是赏罚分明，严禁部下贪财暴民，作威作福，关中每一个人才都能被他任用得恰到好处，所谓的六柱国、十二将军，大多数的能力其实不及高敖曹、侯景、斛律金，甚至比不了窦泰、彭乐、段韶、尉景等人，却能名垂千古，建功立业。韦孝宽玉壁成名，就是宇文泰用人的最佳范例。
论治军，高欢主力大多为镇兵，六镇之乱后鱼龙混杂，素质参差不齐。高欢抚恤士兵，的确很有一套，然而囿于本人出身，对军队过分放纵，导致鲜卑兵将与汉族士人长期对立。宇文泰在军队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可是穷则变，变则通，首创府兵制，通过组建关陇集团，客观上融合了关中各民族的矛盾，从而使西魏军队转弱为强。两相比较，宇文泰又稍稍胜出。
不过，高欢创下的家业幅员辽阔，人才济济。高欢死后，宇文泰也无力奈何东魏。二十年内，西魏－北周处于战略防御，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高欢的强势。“谁是强者”的问题，争论了一千五百年，也许还将再争论一千五百年……
武定五年元旦，日食。人们自然想到，高敖曹战死那年的元旦，同样发生了日食，轮到高欢去追寻他心爱的大将了。高欢在病榻上悲呼：“日食是为我么？死亦何恨？”他把高澄从邺城召到晋阳，说了平生最后一段遗言：“你面有忧色，莫非忧虑侯景会叛么？哎，侯景飞扬跋扈，专制河南，已有十多年，我能养他而已，又岂是你能驾驭的？厍狄干、斛律金一干老臣，性情耿直，不会负你；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奔，必无异心；亲戚之中，段韶智勇双全，可任大事；彭乐心腹难得，需加提防（后来彭乐果然谋反被诛）。举国之内，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意不用他，就是留给你的，你可委以重任，谨记勿忘。”
正月初八，高欢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五天后，侯景反，天下大乱。请看下部《侯景之乱》。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一、佛门天子
“宇宙”一词，在英语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语言也大致相仿。现代英语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义，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秩序”，与“混沌”（chaos）相对，后者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us，由uni（同一个）和versus（朝向，动词vertere的过去分词）组成，表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整体，其引申义，就是全部物质现象的总和。
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所谓“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间，所谓“宙”，就是古往今来，泛指时间。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总体，简单明了。中国人造词的智慧，比起西方人来，高明得不止一点两点。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论，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宇宙。人是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总体。
的确有人以宇宙自居的，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到必须要用宇宙来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议的，则是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是佛教里的名词，而梁武帝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佛教徒。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正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尽，《梁书》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机构的名称，比如光禄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称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时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联想到的是佛教寺院里的僧侣，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数字只有可能保守，绝没有夸张。南朝的寺院与浮屠（即佛塔），与北朝的石窟与佛像相映生辉，是中国佛教文化古迹上的一对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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