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澄更嚣张了，他重用自己的亲信崔暹，任命为御史中尉，专门彻查弹劾贪污不法的官吏。崔暹是个善于迎合奉承头子的小人，当年高仲密叛变，就有他挑拨构陷的“功劳”；做了御史中尉，他专挑令高澄不爽的权贵下手，比如他多次弹劾司马子如。司马子如贪污受贿，私德很差，被崔暹添油加醋地拟定罪状，下了监狱。司马子如哪见过这架势，一夜之间把头发都给愁白了。司马子如在狱中写信向高欢交代：“我司马子如自从跟随了大王，大王给我一辆车子，一头牛犊，如今牛犊死了，牛角我还留着，除此以外其他东西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高欢念及旧友之情，给高澄写信求情说：“司马子如是我的旧时好友，你得对他宽大处理。”高澄这才决定赦免司马子如的罪责，但又不好好把他放掉，而是骑着大马，把他押到街上，卸去枷锁，司马子如吓得尿都快下来了，口中嘀咕：“是不是要杀我了？”没想到是当场释放，当然，官是没得做了。
高欢死后，高澄就不仅是排挤旧臣宗室，而且要欺负到皇帝头上去了。
高欢始终难以忘怀孝武帝西逃长安给他带来的莫大耻辱，怕孝静帝做孝武帝第二，因此虽然位极人臣，表面上对孝静帝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事无巨细都向孝静帝禀报（孝静帝有没有资格发言那是另一回事了）；每逢与皇帝共同进餐，他都是俯着身子祝寿；孝静帝兴办法会，他一路上手持香炉，步行跟从，屏息弯腰，察言观色，举止小心谨慎。一句话，只要不是触及到自身权位的原则问题，他在孝静帝面前是摆出十足的臣事君的模样的。孝静帝呢，年纪还轻，也任由高欢执掌朝政大事，君臣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
高澄一上台，就把中兵参军崔季舒（崔季舒与崔暹同宗，比崔暹大一辈）安插在孝静帝身边，定期与崔季舒通信，把孝静帝称为痴人：“痴人最近怎么样了？痴呆的程度是否有变化？”
孝静帝此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了，史载他喜好文学，长于诗赋，仪表堂堂，力大无穷，射无不中，颇有其曾祖父魏孝文帝的遗风。高欢比他大一辈，相当于长者，管着他于情于理还能接受，现在的高澄是个跟他年龄差不多少的年轻人，这么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特别“监护”，他哪受得了，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一天，孝静帝与高澄一同去邺城东郊打猎。孝静帝兴致大起，纵马扬鞭，追逐野兽，忽听身后的监卫都督大叫：“天子别把马跑得那么快啊！大将军要发怒了！”孝静帝那个气啊，一股火憋在心头又不敢发作。
过了几天，孝静帝与高澄宴饮。高澄略有醉意，端着酒杯大大咧咧走到孝静帝面前，敬酒道：“臣高澄向陛下劝酒。”
酒气扑面，孝静帝愤愤说道：“自古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高澄心说你这“狗皇帝”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借着酒劲当即骂道：“朕？朕？狗脚朕！哼！”说着，叫崔季舒走上前来“咣咣咣”痛打孝静帝三拳，打得孝静帝鼻青脸肿，无法动弹。高澄一甩衣袖，扬长而去。
孝静帝不堪凌辱，回到宫中暗自吟诵刘宋诗人谢灵运的诗句：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身江海人，忠义动君子。〗
这是谢灵运被地方官员弹劾后借古讽今、立志雪耻的一首诗，却被孝静帝身边的常侍侍讲荀济听懂了。荀济原是梁武帝手下大臣，因上书反对修佛，被梁武帝下令治罪，潜逃到东魏。荀济看透孝静帝的心思，就去找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以及其他几位元氏宗室密谋杀掉高澄，营救孝静帝。在荀济的策划下，一群人借口在宫中堆积土山，向城北挖掘地道。事情开展顺利，眼看就要挖到北面的城门了，守门的士兵感觉地下有动静，起了疑心，一查，有人在挖秘密通道，马上向高澄汇报。
高澄立即领兵入宫，见过孝静帝，也不跪拜，劈头就是一句：“陛下为何要造反？（什么屁话）臣父子功盖社稷，什么时候有负于陛下？此事必是左右嫔妃出的鬼主意！”一挥手，左右士兵抓住孝静帝的两名嫔妃，就要处死。
孝静帝也真是被逼得忍无可忍了，脸色一沉，斥道：“自古只听说大臣反皇帝的，不曾听说还有皇帝反大臣的。高王自己要反，为何还来责备我？我杀了你社稷可以安宁，不杀你则国家早晚灭亡！我自己都不怕死，何况几个嫔妃呢？你如果打定主意要造反弑君，什么时候动手就由着你了！”说罢毫无惧意地瞪着高澄。
高澄被孝静帝突如其来的慷慨激昂震住，反而一句话说不出来，趴到地上磕头，一边哭一边谢罪。君臣把酒“言欢”，直到深夜。
高澄心狠手辣，翻脸快过翻书，一出宫就命往宫中派遣军士，幽禁了孝静帝。他又派人去缉捕荀济，质问他：“荀公为何造反？”
荀济答道：“奉诏诛杀逆贼，何谓造反？”高澄就把荀济一干人等用大锅活烹了。
高澄消灭了异己，地位也稳固了，就开始筹备禅让的相关事宜了。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八月初八这天，高澄召集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杨愔、黄门侍郎崔季舒到他在邺城的居所东柏堂讨论禅让后文武百官的人事安排。高澄近期宠爱高阳王元斌的妹妹琅琊公主，为了方便起见，把侍卫都打发出去了。高澄议事机密，又把左右亲信也给屏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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