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CC系大头目陈果夫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果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果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有啥用场？”
这话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对陈果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处处与之作对。当时，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上海便成了双方斗法的场地。CC系特务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时，必须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的关系大多掌握在戴笠手里，戴笠总是有意为难。
蒋介石察觉到戴笠与CC系钩心斗角的内讧大大地削弱了特工力量，觉得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陈果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是党务处，由徐恩曾任处长，人手基本上是过去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二处是军警处，处长戴笠，下属自然就是原“复兴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暂时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
军统局于1935年5月4日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132号；二处仍在南京鸡鹅巷53号。
军统局成立以后，原特务处的文强、赵文龙等人非常担忧，纷纷对戴笠说：“处长，现在我们归陈果夫管了，他历来就和你有过节，今后肯定会处处和我们过不去的。”
戴笠说：“不怕，一般问题我可以自己做主，遇有重大问题，我再直接找校长。完全可以绕过痨病鬼。”
戴笠说到做到，在以后的工作中，除了去局本部领取经费，几乎从来没有找过陈果夫。
陈果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绑架暗杀的勾当，现在把特务处基层给他指挥，可戴笠从来没有把他当过上级，陈果夫因此心里不愉快。一次，戴笠去局本部领取经费时，陈果夫拦住他道：“戴处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从不见你汇报工作上的事？”
戴笠心下冷笑道：这痨病鬼，拿着鸡毛当令箭，还真想管我呢！嘴上却说：“我这不是来了吗？”
陈果夫道：“光领钱不谈工作，这样的下级用来干什么？特务工作是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的，有些人专用粗鲁的办法有何用？”
戴笠听出陈果夫把矛头指向他了，毫不示弱地回敬道：“以前我们没给军委会管，是因为特务费支出感到费力，才给你一个发款的权利。我们干的虽是打打杀杀的工作，可王亚樵、吉鸿昌并不是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的。”
陈果夫气得呼吸急促，他知道戴笠脾气凶暴，不得不把气咽下去，扭头走了。
戴笠冲着他的背影，从鼻孔里哼出轻蔑声。
这时，徐恩曾也来到了局本部，见了戴笠，便过来招呼道：“戴处长，附近邮检所里有位同志一个人私藏很多信件拆开，被我抓住，他公开说是按你的旨意这么干的，请问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原来，自成立军统局以来，一处和二处斗争十分激烈，陈果夫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为徐恩曾撑腰打气，一处的政治地位显得高于二处。目下，两处斗争得最激烈的是邮检处，双方投入很大的人力、精力进行抢夺，戴笠甚至公开要他的手下争抢信件。
徐恩曾涨红着脸诘问道：“这明显是不合理的，你身为处长，怎么可以这样呢！”
戴笠说：“邮检处处长是你表哥保荐的，里面很多重要位子都是你们CC的人，邮检处几乎被你们控制了，我为什么不能抢！”
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之时，陈果夫过来了，向徐恩曾问清原因，转过身对戴笠说：“戴处长，这就是你的错了。按分工，你们二处只管军事情报、策反、绑架暗杀一类的事。成立邮检处，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地下活动方面的，你在这方面插上一脚，岂不让人说成‘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戴笠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就像耗子是人类的敌人一样，谁都可以拿，管它是猫还是狗。陈局长，一碗水要端平，你这样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还说我不把你当上级，你这种领导方法叫我怎样把你当上级？”
陈果夫气得青筋暴起，指着戴笠说：“你……”
戴笠说：“我怎么啦？我不就是一个小瘪三吗？我当初在胡靖安手下跑单，面对王世和那么强大的欺压都挨过来了，现在还怕谁不成？只要我戴笠替校长卖命，谁整我都不怕！”
陈果夫拉着徐恩曾的手，道：“走，我们不与他一般见识。”说着，两人转身就走。
徐恩曾道：“表哥，他这样目无上级，你怎么不向委员长参一本？”
陈果夫道：“我也不知道委员长看中他哪一点，把他当宝贝似的，我也奈何不得。”
与戴笠争吵以后，陈果夫由恼怒变成仇恨，为了彻底控制邮电检查，向蒋介石建议把原先秘密的邮电检查变为公开检查，并一手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心腹金立武任三处处长。从此，各个城市从邮电检查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也只是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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