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听，更火了，骂道：“王世和太不知好歹了。我看在他父亲是我母亲的族人份儿上，收留了他，还让他入黄埔一期读书。因平时太纵容他，没想到他这般寡廉鲜耻！你下去给我查查，找出证据来，我马上要他滚！”
戴笠窃喜，跑到侍从室，采取收买拉拢的办法，加之王世和人缘很差，大家都愿意出面作证，弹劾王世和，将他赶出了侍从室。
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日本军人大山勇夫驾驶摩托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捣乱，被中国军方当场处死，日军借此大举进攻。南京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为了配合抗日部队的行动，戴笠决定成立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对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一带的海岸沿线进行勘测调查。
戴笠限令此次调查勘测任务四日内完成，令该组连夜做好出发准备，于第二日清晨出发。所需向导则由余乐醒、文强等人去找杜月笙的恒社社员、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委员朱学范先生解决。该组成员以“今日事今日毕”和“分秒必争”的精神，用四天四夜的时间完成了从川沙县至金山及杭州湾一线的调查勘测任务，写出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对这一带海岸线的敌军力量、间谍活动、敌军企图、滩涂港湾、地质地形、水域深浅以及海匪湖盗等情况都有详细记录、反映和分析，并据此提出五条建议，其中尤其是金山卫海滩地带，因港湾水深，应加派重兵防守，谨防日军由此登陆。报告由戴笠及时转呈蒋介石及淞沪战役中国军队首脑机关参考。11月7日，日军优势兵力果由金山卫登陆，造成中国军队的溃退。
战争爆发了，蒋介石对手下将领及杂牌部队不放心，电令戴笠组建战地调查组，搜集战场情报，监视参战部队的各级将领。戴笠急忙从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招收了许多失业军官，另从特务处机关和上海区抽调了一部分特务，组成了许多战地调查组，分赴江湾、吴淞、罗店、浏河、大场杨行等地活动。调查组一般都配备有小型电台，以便每天及时向上海区报告战地调查结果。
8月底，前线各处的调查组均已派出，只剩罗店、浏河调查组还没有组建。正在这时，沈醉的虹口潜伏组被日军赶出。当沈醉向戴笠报告时，戴笠并不觉得意外，反而认为沈醉能把该组全体成员安全带出已经不错，只是责备沈醉不该冒险把电台带出，一旦撤离日军封锁线被查出，则会因小失大。然而，上海区长周伟龙因潜伏组没有干出成绩就被赶出，认为是给上海区丢脸，故逼着沈醉返回虹口，沈醉坚决不从命。
戴笠恰在此时进来，很生气地训斥了周伟龙：“你这不是让部下去白白送死吗？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不懂得爱护他们怎么行呢？我看还是派他们到前线去，罗店、浏河不是还没有派去战地调查组吗？”戴笠的这番话使沈醉觉得，只要在戴笠手下工作，即使赴汤蹈火，也毫无怨言。结果，沈醉率虹口潜伏组改成的战地调查组于8月29日赴罗店、浏河前线，至10月13日由罗店、浏河间的徐家行后撤，共计四十三天。他们每日在烈日下工作十余小时，汗透衣衫达三四次；所居之处常遭敌炮的轰击，夜间皆不得安眠，大有一夕数惊之感；前方食物又很困难，常有食不果腹之苦。但沈醉等人甘冒危险，不以为苦，努力工作。
戴笠把随军战地调查组搜集到的各处战场情报，每天派专车星夜赶送南京或苏州，呈送给蒋介石。遇到特别重要的情报，戴笠则亲自连夜乘汽车赶往苏州或南京，面呈蒋介石。遇到这种情况，戴笠总是带个司机轮流驾驶，另外还带上叶霞翟和赵霭兰。叶、赵两女都长得很漂亮，且善解人意，戴笠要两人陪他坐车里说笑解闷，疲乏了便斜靠在她们身上休息。一夜下来，居然又精神抖擞，继续工作。
一次，文强提起上次在太湖勘测发现有一股凶残剽悍的湖盗，他们的首领丁锡山因杀人被囚禁，尚未处决，建议戴笠将这股湖匪收编，投入抗日。
戴笠灵机一动，请杜月笙出面保释丁锡山，令其立功减刑。这一招果然灵验，湖匪海盗纷纷投诚。
这时，毛人凤向他建议道：“处长，我们何不趁抗日之机，建立一支武装军人，校长肯定不会反对。”此话正中戴笠下怀，他马上起草一份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组织、湖匪海盗、工人力量，可以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部队，不仅可以阻击日军、防谍、防奸，而且只要引导得法，在国家民族存亡关头，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蒋介石收到戴笠的建议，经过认真研究，于1937年9月4日从南京给戴笠复电：可与杜月笙合作，尽快组织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争取一个月内投入淞沪抗战。
戴笠接电后，马上拟订行动大纲，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给杜月笙。
杜月笙很高兴，觉得这是一次报答戴笠的最好机会。继毒品制造厂案之后，戴笠又出手帮了他一次大忙。
前不久，杜月笙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因暗中与官僚资本勾结，大做棉纱买卖的投机生意，一下子赚了几十万银元，搞得许多小商人倾家荡产，一时怨声载道，舆论哗然，引起了商界、政界的轩然大波。蒋介石闻讯立即下手令给戴笠，要他缉捕徐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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