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说罢，觉得还不够明白，就又加了一句道：“等我查明后立即动手！”
杜月笙领着两位徒弟出门了，对陆、汪二人道：“听雨农的口气，啸林很危险。雨农一向神通广大，又不肯听我劝，这又如何是好？”
陆、汪二人劝道：“师父尽了心，我们都眼见了，张啸林一定要跟雨农作对，惹了祸是他自找的。”
几天后，戴笠的手下赵理君斧劈唐绍仪，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的不满，强调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也不便责备戴笠，只得用自己的名义，给唐绍仪的家属发去了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并用政府名义明令褒扬。一场血案就此遮掩过去。
紧接着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一座三层、一座两层的旧式楼房，另有一片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成为邻居；不久，又强迫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白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作为接待一般特务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作为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和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二百亩左右。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抢到曾家岩的房屋做军统办事处；抢到磁器口对面上的破庙五灵观做立人小学；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准备扩建军统局。
戴笠抢占重庆地盘的同时，对暗杀张啸林的工作仍然没有放松。
一日，戴笠准备亲临上海布置铲除张啸林之事，蒋介石急急将戴笠召去。蒋介石非常气愤，手里拿着一张报，眼睛瞪着戴笠。
戴笠垂手而立，见蒋介石久不开口，小声探问道：“委员长有事？”蒋介石将报纸一甩：“你自己去看！”
戴笠弯腰拾起，见是一张香港《南华日报》，上面发表了汪精卫的“通电”，公开向日本投降。
戴笠说：“我早就截获到他和土肥原暗中通电，只是破译……”见蒋介石不悦，马上改口道，“汪精卫12月8日不是去成都参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会议了吗，怎么他又逃到河内去了？”
蒋介石待戴笠看完了报纸，不悦道：“情况报纸上全有了，你马上派人去河内布置，要赶在他没离开河内去南京之前除掉他。”
戴笠连连道：“是！学生这就去办。”
1939年1月，戴笠由重庆飞抵香港，租借了香港铜锣湾晚景楼1号公寓住下来，作为刺杀汪精卫的指挥中心；他在香港给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办好了出国手续，要他们去河内。
戴笠吩咐道：“到了河内，你们直接去找国民党居河内总领事馆许念曾老先生帮忙，可以利用他的办公场地作为刺杀汪行动的指挥所。”
原来在此之前，戴笠已先行派余乐醒带领几个行动人员去河内进行侦察。
在河内，戴笠原有一名特务，名叫方炳西，公开职务是总领事馆秘书。余乐醒此时正从临澧特训班副主任位置退了下来，戴笠利用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懂法语的优势，让他去河内侦察是最合适的人选。
余乐醒到了河内，很快和领事馆方炳西接上头，并到总台与香港的戴笠取得了联系，汇报了河内的详细情况。于是戴笠第二步便派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去河内，陈、王枪法极准，身强力壮，唐英杰是重庆武术教官，从小习武，轻功极佳，可飞檐走壁。
出发前，戴笠与他们一一握手，勉励道：“我们要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汪精卫公开叛变，大家要竭尽全力为领袖尽忠效命，事成后，一定重用各位！”
接着，戴笠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行负责情况，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认识汪精卫，负责指定目标。
戴笠认真地检查了各位的准备情况，又道：“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许擅自行动。”
陈恭澍等人一齐立正，说道：“明白了！”
当天，陈恭澍一行从香港乘海轮去了河内。
接连几天，戴笠收到河内来的电文，进展不大。这时，一旁的王新衡道：“局长，我看还是亲自去一趟，以前特务处成功的大事，哪桩不是你亲自出马才成功？”
接着，王新衡又道：“请局长放心去，香港这一摊子事我一定好好料理。”
稍后，戴笠便用何永年的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河内的1月天气异常寒冷。戴笠来到中国领事馆内，马上检查出工作进展不大的原因是关键人物许念曾不是十分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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