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训班始于1939年底，由黔训班迁于贵州息烽续办，故也称息训班三期。该班分情报、行动、警政和电讯系，每期学生五百至一千人不等。息训班从1939年底创办至1949年6月改为中美班，一共办了三期，息烽班成为军统创办最早的训练中心。
兰训班亦于1939年创办，班址设在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边的木塔寺。共举办了五期，设有爆破、情报、警政、电政、俄文、边疆系，两期以后，爆破和情报合为谍报系，俄文改为外交系，另设军事系。该班共训练学生七千余人，大部分学生毕业被分配在西北地区，因而成为军统西北地区的特工训练中心。
渝训班不同于上面各大型综合性训练班。它是抗战时期戴笠在重庆举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总称，包括财政部查缉训练班、总务训练班、勤务训练班、使用警犬训练班（训练学生特务）等，大凡军统工作，没有一项不经过训练班培训。
戴笠在重庆办班最早的是外事训练班。该班自创办以来，有几件大事在军统中造成较大影响。一是该班学员文化程度之高，在军统各期训练班中首屈一指。该班于1939年夏经蒋介石批办，报名的很多是北大、清华和教会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余淑衡正是这个班的学生。二是该班招考时，两名中统局特务因不明内幕，前往应考，录取后始知军统所办，但已欲退无门。戴笠查出后，认为是中统派遣打入军统的奸细，立即下令关押。其中有个叫祝麟的，其胞兄通过熟人请陈果夫出面向戴笠讲情，戴也未予理睬。结果一关就是四年，后来祝麟与看守人员混熟，才乘隙潜回到中统。三是该班于1940年5月毕业，本拟分配到外交部驻外使领馆任职，担任国际情报特务，但由于国民党内老资格的外交家、法学家、外交部长王宠惠拒绝接收戴笠的学生，戴笠只得将他们分配在军统工作，其中大部分进入局本部各处室。
算起来，余淑衡是戴笠创办外训班的最大收获，如果没有外训班，也就没有两人这段爱情故事。
传说，戴笠有三件宝—学生、手枪和汽车。他本人也常说：“只要有这三件宝贝，什么事都可以办到。”这三件“宝贝”尤以学生为先，因此，他对学生也是十分钟爱。
在空袭难题解决之前，重庆发生了一起大隧道惨案。日机空袭时因军警当局疏于管理，数千人在大隧道中窒息而亡，其中有外事训练班的学员二十余人。这是军统训练史上的空前惨案。戴笠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将负有直接责任的军统特务总队长张业、军委会特检处处长刘皤以及外练班的队长、区队等人一并扣押。刘皤由于阻止外练班学生进入防空洞，致摔死学生四五人，戴对其更为憎恨，决定把他作为不爱护学生的典型枪决示众，一时弄得空气十分紧张。幸亏刘皤是黄埔一期毕业的湖南籍大特务，有许多湖南籍的黄埔一期同学为其说情（黄埔一期生六百三十五人中，湖南籍的有一百八十四人），连胡宗南也打电话为之作保。戴笠也知道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特别是对一、二、三期毕业的学生历来十分宠爱，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下杀手。于是也就见好就收，送给胡宗南等一个人情，免了刘皤死罪。但对炸死的学生，戴笠专门主持召开追悼会，率领几百人送殡到歌乐山墓地。
话说上海区刚刚全军覆没，戴笠的怨气还未曾消去，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
一日，他在杨家山公馆和余淑衡一起温存，贾金南在外头喊“报告”。戴笠这些天不见任何人，赵蔼兰曾几次哭着上门都被他拒之门外。他仍如往日一样，对贾金南的报告不予理睬。外面，贾金南以为戴笠听不到喊声，改用手敲门。
戴笠放下余淑衡，火道：“找死啊！”
贾金南道：“局长，有特别重要的事必须让你出来一趟！”
余淑衡劝道：“出去吧，说不定委员长找你呢。”
一听余淑衡如此说，戴笠急了，一骨碌爬起，开门放贾金南进来，急问道：“是委员长找我吗？”
贾金南摇摇头，见余淑衡在场，欲言又止。
余淑衡会意，退至另室，贾金南才附着耳朵如此这般一说。
戴笠闻之大惊，忙穿衣戴冠随贾金南下山去。山下，一顶轿子停在小路旁，两个轿夫坐在草地上抽旱烟，见戴笠下来了，忙起身，拍打屁股上的尘土。
戴笠走到轿子前，揭开轿帘，见里面坐了一个头罩纱巾的女人，小声道：“我来了。”
女人不多说，只“嗯”了一声。戴笠想了想，对贾金南道：“送到松林坡我的公馆里去。”
贾金南听了，马上在前面引路，两个轿夫抬起轿子，“吱吱呀呀”跟在后面。
松林坡戴公馆较其他几个公馆要幽静，一路上少有行人，不曾引起路人注意。贾金南领着进了大门，放下轿子，等了一会儿戴笠才到。将帘子揭开，请女人下来，领着进了大厅、内室……
此时，女人摘下面纱，露出本来面目。
戴笠说：“陈女士受惊了。”
陈女士道：“没有，我想，又给你添麻烦了。”
戴笠说：“没有，替校长办事，是我的本分。”
陈女士正是陈洁如。
一会儿，戴笠又问道：“陈女士什么时候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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